鳗鱼从哪来?

1876年春天,一位19岁的年轻人怀揣好奇,来到意大利的海滨城市的里雅斯特。每天清晨,这位年轻人和渔夫们在码头碰面,一次买下上百条鳗鱼。然后他把这些鳗鱼搬回家,在住处角落的解剖台前消磨一天时光——这位勤勉的年轻人毫无厌倦,挥舞刀片切开鳗鱼,为的是寻找这种生物的性腺。直到晚上六点,他才停下手边的工作,随后,他会去到的里雅斯特的街道旁,偷偷注视那些闲逛的女人。

“我的双手沾满了这种海洋生物的粘液和鲜血”,在寄给朋友的信中,年轻人这样写道。“我闭上眼睛,看到的全是那些已死的组织,它们闪闪发亮,充斥我的梦境。而我所能思考的,都是些宏大的问题,和睾丸、卵巢同等重要的——普遍性的关键问题。”

这位年轻人的名字叫做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虽然弗洛伊德最终选择了别的道路去追寻这个“普遍性的关键问题”,但在的里雅斯特期间,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找到鳗鱼的性腺。弗洛伊德知道,找到这个东西,就可以随之解决源于亚里士多德时代,延续了两千年的自然科学谜题:鳗鱼到底是从哪来的?

现代化的浪潮裹挟着十九世纪,它为人类带来了达尔文和孟德尔、巴斯德和门捷列夫,它还使我们萌生了这么一种信念:科学家(scientist,一个创造于1834年的新词),他们携带着新奇的学说、严谨的体系,还有显微镜来到世间,所有自然难题即将得到最终解决。那些困扰人类好几个世纪的问题——生命从哪来,它由什么东西构成,它的变化和消逝——看来似乎都是可知、可测量、可以解释的了。就在弗洛伊德来到的里雅斯特的两年前,德国生物学家舒尔茨在临终床前感叹,或许还带着一些不舍,他即将离开这个“所有重要的问题……都已经得到妥善解决”的世界,嗯,所有的问题,“除了那个有关鳗鱼的问题。”

你或许奇怪,鳗鱼到底有什么不寻常的?欧洲鳗鲡(Anguilla anguilla)是上天给穷人的恩惠,它们产量充足、做法简易。在瑞典,有烟熏鳗鱼、啤酒炖鳗鱼、黄油煎鳗鱼;意大利人把鳗鱼搭配番茄酱煮着吃;在英格兰,鳗鱼被做成果冻或是小蛋糕,像是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描述的:

老伯伯,叫吧,像伦敦女摊主在把活鳗鱼和到面糊里去时那样叫唤;她用一根棍子敲打鳗鱼的头,一面叫道:“下去,下去,浑蛋!”(第28章)

人们从小溪里、河里、湖泊里、海里抓到鳗鱼,他们甚至能从干涸的池塘里找到鳗鱼。然后人们不禁注意到,这种生物好像没有卵巢、没有睾丸,它们既不下蛋也没有鱼白。人们从没看到鳗鱼交配的场景,这些生物好像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一样。鳗鱼是无法解释的,因此,瑞典记者帕特里克·斯文松在《鳗鱼的旅行》中写道:这是一本为古怪生物写的一本古怪的指南,我们要尽力为它们做出解释。

古埃及人相信,太阳照耀尼罗河,温暖的河水产生鳗鱼。亚里士多德断言,雨滴落入泥沼化作鳗鱼。老普林尼觉得,当老鳗鱼的身体擦到岩石,身上掉下的碎屑就长成了新的鳗鱼。直到19世纪60年代,仍有位苏格兰作家拥护一个古老的说法,他认为鳗鱼的幼年形态是甲壳虫。“有些人相信鳗鱼生于海水中的泡沫,”斯文松写道,“或是春天时候阳光赋予岸边某些特殊的露珠以生命。在英国乡下,钓鳗鱼是流行的消遣,那里的许多人认为鳗鱼来自马的鬓毛落入水中。”

真相也如鳗鱼的身体,狡猾古怪,姗姗来迟。有细心的人发现,从前认为的多种不同动物其实是同一种:在鳗鱼的生命周期中,依次有四种不同的形态阶段。首先是有透明身体、大眼睛的幼年期(柳叶鳗),它们在生活在开放海域中,朝向欧洲陆地游动;它们游到沿岸与河口,变为闪亮的玻璃鳗,身长几英寸,体内构造清晰可见;在进入到淡水流域后,鳗鱼的体色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变成黄棕色(黄鳗),人们在池塘里面抓到的就是这个时期的鳗鱼。黄鳗在干涸的土地上移动,花费半个世纪栖息于泥沼,时间久到你或许都已经忘记了它们的存在;最终,它们发育成熟,鱼身转变成银白色(银鳗),游回深海产卵。在最终的洄游时期,鳗鱼的胃消失了——它们依靠身体储存的脂肪游回深海——并且在此时,它们终于发展出了繁殖器官。之所以从未有人能在欧洲的鳗鱼体内找到繁殖器官,只是由于它们还未发展成形!

“我们看到年老的鳗鱼游回大海,而大海又为我们送来了数不清的小鳗鱼,”丹麦的鳗鱼研究者约翰尼斯·施密特写道,“但我仍然好奇,那些老鳗鱼到底去哪了,而小鳗鱼又从哪里来?”1904年,追随这个问题,施密特告别家人,启航出海寻找小鳗鱼的来源。施密特花费七年时间沿欧洲海岸航行,却只发现一些大型的幼鱼。而后三年,他请求往来大西洋的贸易船只帮忙撒网捕捉幼鳗,而自己则驾船在西南海域搜索。根据一网又一网得到的结果,他逐渐绘制出幼鳗的分布地图,依据不同区域鳗鱼的体型大小,他终于定位到了鳗鱼的来源。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仅是考察本身的繁琐费时,还有航行事故以及世界大战带来的影响。最终,距首次启航19年后,施密特宣布了他的成果。“这段旅程有多久,我已经记不得了,”施密特写道,“但至少现在我知道旅程的终点在哪里:大西洋西部、西印度洋东北角、北部的几处特定海域,它们是新生鳗鱼的温床。”

童年时的斯文松居住在瑞典,如今回想往事,他仍能记起河岸边的沥青道路——那条路通往父亲的儿时居所——还有与作为修路工人的父亲一同度过的日日夜夜。每当日落黄昏,斯文松和父亲带着线和鱼饵来到河边,他们绑好鱼饵,把鱼线丢入水中,然后在漫天蝙蝠的陪伴下开车回家。隔天一早,他们回到河边,收获上钩的黄鳗,装在篮子里带回家煎或煮着吃(父亲很享受这道美味,但斯文松觉得有点恶心;他喜欢的是钓鱼这项活动,以及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光)。斯文松形容自己的父亲是一个爱思考的人,“他喜欢生活带来的所有古怪、神奇的东西,”在这些古怪之中,鳗鱼占了很大一部分,“‘真是太奇怪了,这些鳗鱼,’父亲会这样说。而当说出这句话时,他看起来总是显得有些愉悦,或许他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谜,仿佛能够借此来填补自己的某种空虚。”斯文松写道。

有一次,这对父子尝试了一种流传已久的钓鱼法,这种方法需要将不计其数的蚯蚓绑在鱼线上,然后把它们缠绕成“四处蠕动的、黏糊糊的一团”。为了抓到这么多蚯蚓,斯文松的父亲把一个铁叉子接上电,插入草洼,不一会儿,地面上就爬满了半死不活的蚯蚓。凭借这个“虫团”,两人抓到了不计其数的鳗鱼,几乎比以前抓到的总和还多,“就像是在菜地里挖胡萝卜一样。”不过他们没有再使用过这个方法。这种钓鱼法不再需要费力,其中没有神秘,没有机遇也没有仪式感。“这不是我们想让鳗鱼成为的样子,”斯文松想。“或许是因为我们离它太近了。”

斯文松的奶奶同时相信精灵与上帝,他的父亲是无神论者,斯文松跟随了父亲的信仰;他们的怀疑论只有在“考虑有关鳗鱼的问题”时才会丢失效力。奶奶去世前告诉斯文松,“我会永远在你身边的,”斯文松立刻就相信了她的话,“我不必信仰上帝就可以相信这一点”。后来,斯文松的父亲得了癌症,或许是因为经年累月的修路生活吸入了太多沥青蒸汽。在诊断前的那个夏天,斯文松常去拜访父亲,“我们喝着咖啡,谈论过去抓到的、未抓到的鳗鱼,总是这类话题”。父亲去世后,斯文松时常游离于存在与时间的神秘之中,彷徨在生与死的水岸交界。他开始阅读瑞秋·卡森。卡森曾在自己办公室的水缸里养了许多鳗鱼,在她的作品《海风之下》里,主角是一条名叫安奎拉的鳗鱼:安奎拉原本生活在一方温暖池塘的泥沼,“远离大海的呼唤”。但有一天,她突然感到一种迫切,希望脱离时下生活、摆脱此刻自我,去改变,去在“冰冷的海水,时间的洪流”中寻找前路,去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没有人可以追踪到鳗鱼的踪迹,”卡森写道。

《海风之下》出版十年后,同时也是卡森因癌症去世前十年,她又写下了另一本关于海洋的书。在书中,卡森把海洋称为“如处苍茫太空,凝视孤独星球的地方。然后,像是从未踏足陆地,我们突然明白:这是一个水世界,一颗被海洋覆盖的星球,而陆地不过是广阔海面之上的短暂侵袭。”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是一个致力于评估自然现状的组织,不出所料,它在鳗鱼问题上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为理解物种的当前状态,I.U.C.N. 通常会试图去搜集“繁殖地点的成年鳗鱼数量”——但是,问“成年鳗鱼的数量”,就如同问“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谁知道呢?

不过幸好这是个走一步算一步的世界,既然无从知晓成熟鳗鱼的数量,I.U.C.N. 就搜集了每年春季游往欧洲大陆的玻璃鳗数目。结果显示,相比1970年代,今天的小鳗鱼数量已经减少了95%。从前那些多的不能再多、每天都能见到的鳗鱼,如今已是极危物种——这是官方对物种消失前的最后一个称呼。(当然,在“灭绝 Extinct, EX”之前还有一个“野外灭绝 Extinct in the Wild, EW”的标准,但因为我们至今仍未掌握人工繁育鳗鱼的方法,所以一旦野外不再有鳗鱼,那它们也真正地消失了。)斯文松写道,“这是最近也是最迫切的鳗鱼问题:它们为什么在消亡?”

可能的原因有许多,也许是疾病,也许是水坝的阻拦,也许是捕鱼压力或是气候变化,洋流的改变可能会促使鳗鱼选择其它迁徙道路。也或许是其它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而科学家们也在努力寻找其中答案——斯文松支持这些行动,尽管不免因此有些伤感。“我们保护鳗鱼,是为了在一个充满求知的世界里保持某种神秘和隐蔽的东西,而不论结果如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将失败。认为鳗鱼应该继续存在的人,就不能再奢求它们继续保持这种神秘性了。”

在这个大灭绝时代,每一次损失都是如此:物种不仅仅从生态系统中消亡,它也从我们的知识中,带着它所蕴含的意义,从人类未来的所有可能性中消失。失去鳗鱼是一种遗憾;而失去鳗鱼问题,是另一种遗憾。

原文: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5/25/where-do-eels-come-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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