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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的我们,上海留不下,老家回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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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5 日,我离开了上海,此时距离我 30 岁生日还有 55 天。

打包好所有的行李,坐在空荡荡的房间,我突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6 年前,我提着一个行李箱来到上海,一无所有;6 年后,我清理了不必要的东西,留下的物件也不过装了两个行李箱。

这次离开上海并非心血来潮。每次加班到深夜,错过地铁,我站在空荡荡的路边打车,望着远处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感觉连侵入身体的寒气都盛满了孤独。

在上海生活 6 年,我搬过 10 次家,每次都匆忙得像逃荒。前年冬天,我租住的房子被消防拆除隔断,等我下班回去,只剩残破不堪的房间和扔在客厅角落的行李。寒冬的深夜,我拖着大包小包四处找宾馆,直到 3 天后才找到新的落脚之处。从此以后,除了日常必需品,我不再往出租屋里添置任何装饰品。就算买东西,也要轻便、易携带,方便我在 1 小时之内快速打包。

虽然 “沪漂” 的生活动荡,之前我还是坚持着,但好友接二连三地离开,让我萌生了离开的念头。

我最好的闺蜜周周在一年前患上了抑郁症。那时她有一份光鲜亮丽但高负荷的工作,还有一位极严苛的上司。一日凌晨 2 点,周周没有及时回复工作群里的消息,第二天一早便被上司当众讽刺 “年纪大、睡眠多”。上司还经常对她说:“你都快 30 岁了,公司用你冒着很大的风险,你给公司带来了什么价值?”

周周从小是一个优秀、懂事的女孩,名校毕业后进入这家名企工作,一直是父母的骄傲。但长辈们不知道,周周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已经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她好几次向父母提出辞职的想法,但他们强烈反对。她只能苦苦煎熬,整夜整夜地失眠,靠暴饮暴食解压,半年之内胖了 20 斤。酷暑天,别人大汗淋漓,她裹着厚厚的衣服还在瑟瑟发抖。后来去医院,医生建议她立刻辞职休养。

6 月,周周要回老家了。在送别宴上,我们共同的朋友老秦也宣布他将携家带口离开上海回老家。大家都很诧异,因为老秦已经在上海周边买了房,孩子才刚满一岁,是我们中最有可能成为 “新上海人” 的一个。

“也谈不上离开,从来就没属于过这里。” 老秦自嘲。他说当初为了凑齐房子的首付,父母卖掉了老家的房子在外租房住。即便如此,他也只买得起花桥的房子 —— 花桥位于沪苏交界,隶属江苏,相当于燕郊之于北京。这里的房价比上海内环低了一半,是经济条件一般的 “沪漂” 们买房的首选地,也是著名的 “上海睡城”。

老秦每天去公司单趟路程要花费 2 个半小时,他干脆睡公司的休息室,只在周末回家。一次,他到家已是深夜,妻子哄孩子睡下了,他摸黑走到客厅想倒杯水喝,没想到桌角的水杯里装的还是他上周离家前喝剩的半杯茶。在漆黑的客厅里,他端着那杯茶,抑制不住地哭了。第二天他就和妻子商量,卖掉这个不足 60 平方米的房子,回老家买一套市区 100 平米的房子,再把父母接过来住。

起初妻子不同意,怕回去耽误孩子的教育,不过在老秦的游说下,她也对 “车马都慢” 的小城生活有了向往。夫妻俩上网看了很多关于小城市生活的视频,那种平凡的浪漫使他们坚定了回老家的决心。因为害怕父母反对,老秦和妻子决定先斩后奏,快速完成这场迁徙。

朋友们走后,我在上海继续漂着,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工作的变动。

2020 年公司追着 “风口” 组建的项目,在 2021 年 8 月就迎来了 “坠落” 的结局。老板决定裁撤项目组,员工可以选择内部转岗或裁员赔偿。领导劝我转岗去另一个项目组,还说那个项目所在的 “赛道” 是今年最炙手可热的。

在转岗面试的前一天,我一夜未眠。想到居无定所的生活、接连离开的好友、前途未卜的工作,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慌、绝望,与什么都无法掌控的无力感。

我快 30 岁了,在这个节点,总是极力想把什么东西攥到自己的手中。

在上海的这几年,我发现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有认识的人离开。虽然都是回老家,但不同的人,“回法” 也不同。家在省会或城市中心的,回去就在家附近找一份工作,吃住不愁;家离市区或省会有点距离的,就在市里租个房子,到了周末也能回趟家;而那些家在偏远县城或农村的人,如果没有考入体制内,其实是没有老家可回的。

我想离开上海,但不想回老家,于是就把目标定在上海周边的几座 “新二线城市”,准备在这些地方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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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投简历后,我很快收到了一个面试通知。这家公司是某地一家服装龙头企业,有自己的加工厂,这两年因为实体生意不好做,开始转型做线上销售。由于本地懂线上营销的人不多,这家公司推出了一个名叫 “百凤回巢” 的专项人才培养计划,希望能招揽一些在北上广有此类工作经验的人。

我第一次踏足这个陌生的城市,是为了参加现场面试。和上海满目的高楼大厦不同,这座城市有干净、宽敞的道路,不需仰头,蓝天也能一览无余。

面试进行得很顺利,一位看起来不到 40 岁的面试官,握住我的手,笑得一脸真诚,几乎当场表明了录用意向:“我们特别需要你们这些从北上广回来的年轻人,希望你们给企业注入不一样的血液。”

之后是谈薪环节,虽然我已做好了降薪的心理准备,但听到对方报出的数字时,还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 比我当前的薪资少了一大半。

“您要知道,二线城市的薪资是没办法和上海比的,目前给您的薪资已经是破格申请了。” 面试官极力解释。

我叹了口气,刚想勉强接受,哪知他又支支吾吾地补充:“还有一件事,不知道您了不了解?我们本地的公司试用期是不交五险一金的,转正后会按照最低基本工资进行缴纳。”

这条款违反了劳动法,也许是我逃离上海的心情太过急切,又或许是对新城市的宽容,我最终还是接受了。

这个公司在本市最大的工业园区里,大批年轻人在此聚集,直接拉动了园区内的房价,连房租都翻了一番。带我看房的中介说:“这么偏僻的地方,要不是你们这些外地人,几百块钱一个月都没人租。”

中介告诉我,近几年来,每逢年底,从大城市过来找工作的年轻人特别多。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他还给我看了几个预约看房的订单 —— 都是从上海来的客户。

入职第一天,几个同事问我来这里是不是为了男朋友?我矢口否认,说只是想换个生活环境,他们一脸了然:“大城市压力大,这里要轻松不少。”

看着他们意味深长的表情,我莫名有点心虚,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来 “躺平” 混日子的,我主动揽下了市场策划部大部分的活儿,还按照以前的工作习惯,主动寻求各部门的配合。

然而,我很快发现自己错了 —— 其他同事根本不理会我的方案,被问烦了,就丢过来一句 “你顺手做一下呗”;更糟糕的是,市场经理在部门会议上几次提到我,说我是公司用高薪从上海挖过来的人才,“你们要好好向她学习”。

会议结束,几个同事热络地拉我去休息区,要请我喝饮料,一个劲地打听我的 “高薪” 到底有多高。自从来到这家公司,我已经不止一次被人这么打探隐私了,比如在吃饭时,一群人可以围着我追问:“为什么你都 30 岁了,还是单身?” 这在上海很常见的情形,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她们便七嘴八舌地劝:“女人不能光顾着工作,找个好男人最重要。”

不同于个人情感生活,薪资这种话题更敏感,很多公司禁止员工私下讨论薪酬,严重的甚至一旦发现就会开除。但新公司的同事们显然不吃这一套,说那是大城市的规矩,“这里没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处得跟姐妹一样”。

我架不住软磨硬泡,老实说了,没想到跟我同岗位的佳倩当场就炸了,说我的工资居然比她高了整整 4 千 —— 她是老员工,已经在这家公司干了 6 年。另一个同事酸溜溜地安慰她,说我是公司从上海挖过来的,工资高点也正常。我在一旁听着,讪讪地不敢搭话。

下午,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同事大杨 —— 大杨之前在北京做服装设计师,为了和本地女友结婚,半年前通过 “百凤回巢” 计划来到这里 —— 他责怪我不该说实话:“公司这帮老员工,心思根本就不在工作上,最喜欢八卦别人,但凡打听到点事,就能给你添油加醋地传播出去。”

果然,第二天就有几个其他部门的同事旁敲侧击地打听我在上海的经历,他们调侃:“从上海的大公司跳槽到我们这里,是有点屈才了。”

自从知道我的薪资后,佳倩变得愤愤不平,她把手中本就不多的工作全部推给我,还在工作日报中洋洋洒洒地写满了成果。我忍不住和大杨吐槽:“公司天天喊着‘拥抱互联网’,结果拥抱了半天,敢情就是写日报、定绩效和延迟下班。”

大杨发来一个滑稽的表情包,说当初面试官跟他说这里 “不加班,没有 996,不内卷,既有诗又有远方”。

我被逗乐了,转而关心起大杨的婚事。可他说进展并不顺利:“这里房价虽然没有北京那么高,但这几年涨得太厉害,我看了一圈就没有低于 3 万的,稍微好点的学区房都到 6 万了……”

我能体会大杨的无奈。年初,爸妈第一次去上海看我,因为我租的房子连打地铺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将他们安置在旅馆里。爸妈心疼我,也心疼钱,只住了一晚就匆匆回家。自此后,爸爸总觉得我在外面居无定所,生活很没有质量,最近不停地催促我买房。他说我工作不稳定,对象没着落,起码得有套像样的房子在手里。

我劝大杨可以先和女友结婚,说不准过段时间房价就降了。可大杨说不行,女友的爸妈一直想让女儿找个本地人:“他们本来就不看好我,要是再不把房本拿到手,这婚还不知道能不能结成。”

没等我回复,大杨又说:“我有点后悔来这里了。我应该直接从北京回老家,只有在那里,我才不是个外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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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和佳倩赌气,我每天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工作。半个月后,我终于忍不住爆发,当着市场经理的面,指责她不该把自己的工作推给我。佳倩不可置信地看了我一眼,几秒钟后,居然趴在桌子上哭了。

市场经理厉声喊我进会议室,我极力解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却压根听不进去,只是训斥:“你虽然是公司的高级人才,但是也得知道尊重老员工。佳倩能力不如你,但她在公司多年,对公司上上下下非常熟悉,你要好好和她配合,不然很难在公司长期发展……” 临了,他又意味深长地说:“有能力的人带点傲气没关系,但也要知晓人际关系的厉害。”

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工位,一旁的同事楚楚敲了敲桌子,用眼神示意我出去说话。我跟随她来到天台,落日的余晖正笼罩着整座城市。

楚楚说,她经常和其他女同事结伴来这里偷闲,有时一待就是大半天。

我吃惊地问:“你们长时间不在办公室,不怕被发现吗?”

“你没发现经理也经常不在吗?他就窝在楼下的那间茶室,手痒了还会去搓两把麻将。” 楚楚指着楼下不远处一排商铺说。

我沉默不语,想到这段时间自己埋头苦干却不被认可,一丝惆怅涌上心头。

楚楚叹了口气,说:“在我们这种公司,能力不是最重要的,你得会做人,最忌讳的就是得罪人 —— 你知道佳倩是什么人吗?”

我这才知道,不止佳倩,公司一大半的部门领导都和董事长沾亲带故。楚楚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你真以为领导看不出来佳倩没能力吗?她一个中专毕业生,连个广告语都写不好,却在公司干了这么多年的市场策划。明眼人都知道有后台,就你傻乎乎地硬顶。”

我害怕会被报复,楚楚 “扑哧” 笑了,说不至于,佳倩就是董事长的一个远房侄女,没那么大的本事:“你以后还是不要太出头,这种家族企业里‘皇亲国戚’太多,保不齐就得罪了哪尊大佛。你这个岗位的前同事就是得罪了董事长夫人的外甥女才离职的 —— 对了,她好像还是 985 大学的研究生。”

我听从楚楚的建议,请佳倩吃了一顿日料。我小心翼翼地笑脸相陪,楚楚在一旁说情,终于哄得佳倩开口,说不计前嫌,以后还在一块玩。听着这番小学生式的发言,我摸摸自己僵掉的下巴,突然觉得有点可笑。

因为这件事,我突然对工作泄了气,刚来时的那点激情也被消磨殆尽了。每天上班,随便写几行方案,没事就跟着佳倩一伙人在园区里四处溜达。佳倩似乎对我的改变很满意,不久就把我拉进她们的内部小群,里面除了聊吃喝,就是说公司内部的各种小道消息。

一次,我兴致勃勃地跟大杨转述刚听来的八卦,他却毫无反应,低头盯着手机。我扫兴地收住话头,没想到他突然抬头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不觉得你变得越来越像佳倩她们了吗?”

我心下一惊,硬着头皮反驳:“像她们有什么不好?我离开上海来这里,就是要‘躺平’的。难不成你还指望在这里做出什么成就?”

大杨愣了一下,随即低落地自嘲:“是啊,在北京那么多年都混不出成绩,来这里还妄想什么?”

之后,我没和大杨联系了。一个月后,佳倩在小群里说大杨要离职了:“好像是他和女朋友的婚事吹了,所以就不打算留这里了。”

离职的前一天,大杨请 “百凤回巢” 所有的成员一起聚餐。一个男同事唏嘘不已:“大杨,你还记不记得刚进公司的时候老胡也组织聚过一次餐?那时候还有 50 多个人,不到 1 年,就剩我们几个了。”

我来公司比他们晚,于是好奇地问老胡是谁?男同事说,老胡是 “百凤回巢” 计划的发起者,1 年前公司花重金把他从上海挖来,但他在 2 个月前离职了,“你应该是他招进来的最后一个人”。

我突然想起那个握着我的手、笑得一脸真诚的面试官。据说他是被人挤走的,“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越有能力越遭排挤”。

大杨见气氛有点伤感,便努力招呼大家吃菜喝酒,期间又讲了几个蹩脚的笑话,终于让气氛重新活跃起来。有人问大杨,辞职之后有什么打算。大杨平静地回答:“我准备回老家先找个工作,再在县城买个房子,之后应该会很快结婚生子,毕竟我都 32 了。”

一个熟悉内情的人劝道:“不再努力争取一下?说不定过段时间,你女友家就改变主意了。”

大杨摇摇头:“人迟早要认清现实,不是所有从一线城市撤退的人都能在二三线城市找到归宿。像我这种从七八线小城走出来的,大概也只能回到七八线小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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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公司提出 “拥抱互联网” 的口号,夜晚加班就成了日常。11 月 2 日是我 30 岁的生日,下午 6 点,我第一个离开了办公室,假装没看到领导异样的眼光。

以前一想到 30 岁就感觉恐慌,可真到了这一天,悬着的心反而落下了,日子好像也与往常没什么不同。园区附近的商场不管是购物还是吃饭,价格比起上海毫不逊色,只有园区门口的路边摊价格低廉。傍晚,摊主们早已摆开阵仗,炒饭 8 元一份,卷饼 5 元一个,馄饨 6 元一碗。我买了一份关东煮,边吃边往回走,把身后的喧闹声越甩越远。

小城的郊外有种特别的宁静。我租住的房子在园区附近,可以走路上下班。我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慢悠悠地散步,想起之前在上海挤地铁,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包围,憋得头晕目眩,突然就觉得身心舒畅。

刚进小区,突然有烟花绽放,那些炫目的色彩瞬间将天空点亮。原来是小区居民在家办喜事,我恰好经过,还被塞了一大把喜糖。

也就是在这一天,我接到了周周的视频邀请。

周周回老家休养了半年,刚开始病情似乎有好转,还会偶尔在朋友圈里晒晒美食、美景和自拍。但最近两个月,她在家备考公务员,我们的联系就少了。

视频那边,周周有气无力地说自己不想待在家里了。我感觉她的状态不对,就问她是不是和父母吵了架。周周叹了口气,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我不敢追问,只能静静地等,她突然问:“我能去你那里住几天吗?”

周周来得太突然了,当天夜里 11 点,我强压住困意去车站接她。路上,我接到周周母亲打来的电话,十分焦急地向我打听女儿的下落。她说,他们起初并不知晓周周患上了抑郁症,还以为她是吃不了外面的苦才跑回家。他们由着她休息了两个月,便催她赶紧回上海上班,谁知周周提出要在家里考公。

说起这事,周周的母亲的哭腔中带着愤怒:“什么抑郁症?我看就是她给自己不思进取找的借口。好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信誓旦旦地说要考公,结果快要考试了,又说压力大不考了。一个 30 岁的大姑娘,整天在家无所事事,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说闲话……”

我试图让她意识到抑郁症的严重性,但她完全听不进去,只是没完没了地数落周周,说她辜负了自己的付出,令人失望。

在车站等人的时候,广场上传来零点的钟声,好像是在提醒我,从此以后我就正式步入 30 岁了。

没多久,周周出站了,她一身黑衣黑裤,背着黑包,手里拎着的小蛋糕是唯一的彩色。她是个细腻又体贴的女孩,记得每个家人和朋友的生日,哪怕心里再难受,也是笑着对我说:“生日快乐呀!”

我们回到住处,都太累了,我睡得特别沉。早上 8 点我刚一睁眼,就被坐在窗边的周周吓了一跳。再看身侧一丝不乱的床铺,便知道她坐了一整夜。

周周转过头,眼里布满了红血丝,问我:“你说,我是不是不该回家?”

终于挨到周六,我拉着周周去上海某医院复诊,在主治医生的询问下,我了解了更多的信息。

周周说,直到半年前医生让她辞职休养,她才觉得自己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家了。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她隐瞒了病情,还努力想要融入家庭生活。她和母亲一起买菜、做饭;和父亲出门遛弯;还逗弄襁褓中的小侄儿。

可很快,周周便发觉自己成了家里最多余的一个人 —— 因为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她和父母能聊的话题只有几个。哥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无暇顾及她的情绪。日子久了,父母开始嫌她是个不工作的 “剩女”,觉得在外人跟前丢了面子,对她自然没有了好脸色。

“你能体会那种感觉吗?明明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坐在一起,自己却孤独得像一个人。”

周周告诉医生,为了能继续留在家里不去上海工作,她才对父母说自己要考公务员。但抗抑郁的药物让她整日昏昏沉沉的,她只能假装看书,其实一整天都对着窗外的天空发呆。

父母发现周周不够努力,不停地唠叨,终于让她彻底地爆发了。那天,她冲进房间拿出一盒药扔在他们面前,吼道:“我有抑郁症,我上不了班,也考不了试。凭什么我一定要比别人努力,要比别人优秀,我就想当个不思进取的废物不行吗?”

之后的几天,周周和家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隔着房门,父母不住地叹息,哥哥也斥责她 30 岁了还没有定性,“别的女孩这个年纪早就家庭安稳、孝顺父母了”。

周周说,她当时缩坐在门后,感觉整个房间在眼前不停地摇晃,转而变成一个巨大黑洞,一下把她吸了进去。

离开医院,我们去了以前常去的餐厅吃饭,又逛了逛熟悉的公园。踏着厚厚的落叶,周周突然跟我说,她想去云南。2 年前,她的一个朋友离开上海去云南开了间民宿,最近,朋友邀请她过去帮忙打理,说只要她打扫卫生,其他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民宿不远处就是洱海,我可以坐在岩石上看鸟……” 几天以来,周周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亮色。

我知道,她主意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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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周周坐上了前往云南的飞机。我回到了那个二线城市,继续被工作、生活打磨。

公司的电商项目进展不顺利,持续几个月亏损,项目总监把火发到了 “百凤回巢” 的成员身上。他将我们召集进会议室,毫不留情地斥责:“公司用了几倍的价格将你们招过来,你们就做出这样的成绩?我还以为大城市的员工有多大的本事,不过也就这样!”

大杨曾经告诉过我,这个项目总监和老胡是死对头。如今老胡已走,他自然看不惯我们这些人。我隐忍着不吭声,旁边的男同事却不干了,他反呛道:“项目不行不是我们的问题,公司定位不准,光想着照抄别人,抄了半天都忘了自己是谁。”

一针见血的发言彻底点燃了项目总监的怒火,他大力推开会议室的门,厉声让这名男同事滚去人事部办离职手续。男同事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昂首离开,最后还不忘踹门板一脚。

项目总监的杀鸡儆猴非但没有拯救直线下滑的业绩,反而直接促成了几位 “百凤回巢” 成员的出走。到了 11 月底,老胡招来的员工只剩我和一个本地人。那些离职的 “凤”,大多去了上海,有些本地的甚至选择每天早晚挤高铁,跨城上班。

我也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 —— 是在二线城市定居,还是重返上海打拼?

我喜欢这个二线城市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一想到上海的拥挤和嘈杂,会全身紧绷。可一旦决定定居,肯定避不开买房,参照目前本地的房价,我只买得起很偏远的房子,上班生活都不方便。

已经回到老家的老秦也劝我谨慎,还现身说法,说自己购买的老家市区的房子,房价在 2 个月之内跌了 2 千,“算下来一下子亏掉了近 20 万”。父母和妻子都埋怨他轻率地卖了花桥的房子,他自己也十分懊恼,“宁买大城市的小破房,不买小城市的大瓦房”。

老秦回老家后,日子过得并不如意。起初他想进国企,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却因年龄大被淘汰。虽然招聘公告上写着 “35 岁以下”,但实际情况是,超过了 32 岁就基本失去了面试资格。

上海回不去,老家留不下,老秦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说实在不行,自己只能去家里的包子铺帮忙。他自己倒没什么,就是怕爸妈接受不了考出去的儿子又回头走他们的老路。

聊到最后,老秦发了一串感叹号,像是在感叹自己无力的人生。相比之下,周周反倒变积极了,她建议我回上海再折腾 5 年,等 35 岁以后再去二线城市待着。

周周在云南待了 1 个月,发现民宿生意并不好做。因为疫情的影响,客源稀少,她的朋友经常入不敷出,除了唉声叹气,晚上还会焦虑到失眠:“以前看我这朋友发的动态,不是夜游古城,就是品茶观海,一副不被世俗打扰的模样。我去了才发现,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不想承认罢了。”

一次,民宿接连两天没有接到订单,朋友干脆关门,带着周周绕洱海骑行 —— 这是周周来云南后第一次外出游玩。两人在洱海边的岩石上坐了一下午,夕阳落到海面的时候,朋友艰难地提出了借钱的请求:“你可以当成入伙,我们共同经营民宿。你想在这边定居,除了开客栈、做手工,找不到其他工作 —— 你总不能一辈子不工作吧?”

周周的心一下子就沉了,她只答应借 5 万,可朋友不满意,两人的关系日渐紧张。后来,依然受抑郁症困扰的周周选择离开云南,返回上海工作。她放弃了光鲜亮丽的老本行,投身一家半公益的企业。虽然工资不多,但同事之间气氛融洽,她也跟着开朗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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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二线城市,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公司为了营造 “全员冲刺” 的状态,业务总监要求所有人在晚上 8 点后下班。我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找不出什么活儿干,只能玩游戏打发时间。佳倩她们这些老员工自有一套对付的方法 —— 下午 4 点半,她们溜出去接孩子,再回家吃完晚饭,7 点回公司加班。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通过招聘网站向本地的几家公司投递了简历,无一例外被要求降薪,五险一金也没有。楚楚劝我别瞎折腾,说我们公司的待遇在本地已经算高的了,其他公司其实就是几个人凑成的小作坊,每月能按时发工资就不错了。

我想回上海也不容易。上海很多公司在年底裁员,失业者纷纷涌入求职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我曾接到两个公司的面试电话,一听到我是跨城市跳槽,而且是从上海出走又想回去,便没了下文。

就在我考虑要不要裸辞回上海时,好久不联系的大杨突然发来消息。他说自己回了老家县城,日子过得还不错,开了一家童装店,不仅卖衣服,还兼做儿童摄影。靠着专业出身和独特的时尚品味,他的店在短短 1 个月之内就打响了名号。

他感慨:“我本来想随便找个工作混着,结果县城根本没啥像样的工作,我只能拿着买房的首付款开店。没想到生意居然还不错,收入比在北京时还高,也不知道,这算不算造化弄人。”

直到晚上下班,我依旧没想好,是要留在这座二线城市,还是回上海,抑或是像大杨那样回老家创业。

走在路上,我路过一盏又一盏橘黄色的路灯,过去几个月的人和事不断在我的脑海中回放。我突然觉得人生这条路也一样,岔路口那么多,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根本找不到什么标准答案,能保证永不出错。

一瞬间,我不纠结了。明天的路该怎么走,也许得等到明天的太阳升起才会清晰,而我自然有属于自己的答案。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来源:网易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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