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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保险的硕士和他们的广州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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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7 月的一个傍晚,大雨刚歇。父亲拖着行李箱,我背着黑色背包,一前一后,走进了武昌火车站的潮湿溽热中。

彼时的我刚毕业,恰逢广州某保险公司扩招,在我们学校签了十几个硕士。武汉到广州的高铁尚未开通,只有 11 个小时的火车可搭乘,我就购买了晚上 8 点多的卧铺。

寻到车厢,同行的两个男生冠东和老范已经到了。老范学的是中文专业,冠东学的是保险,我则学金融。在校的时候,我们彼此不相识,是应聘通过后才互留了电话。他们都是独身上路,我还有父亲送行,仍带着没长大的稚气,让我略感窘迫。

父亲则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他倒下箱子,往下铺底下塞,老范就弯腰把占地的箱子往里侧挪。塞好箱子,父亲又忧心忡忡地交代,说他在报纸上看到广州火车站鱼龙混杂,让我出站时注意行李,不要跟同学走散了。

这时,冠东右臂一挥,豪气地说:“我们这多人,哪个敢靠近?” 冠东是湖南人,说自己是毛主席的老乡,敢想敢闯敢干。少有年轻人会用这些词,但他昂头挺胸、气场自信,倒显得合宜。

老范也搓了搓手,说:“广州刚禁了摩,飞车抢劫是不可能了。”

父亲看出我们不以为意,又念叨了两句,就告辞了。

火车开动后,车厢走廊上的大灯灭掉了,壁上镶嵌的昏黄小夜灯亮了。我们和衣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

冠东说:“大多人一提保险公司,只知道保险代理人,为什么?因为代理人团队就过百万计。咱们一去就是后台,还是省公司,以一对多,难道还不是精英?这公司硕博比率也不高,我们去的正是时候。”

老范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冠东激动地拍床板,毛茸茸的脑袋探出来,说:“对!”

我斜躺着,看着黑暗的窗格。其中快速掠过的灯火,被遥遥地牵引成断断续续的直线。火车的轰鸣、同学的话语、同行者的呼吸,一起在我脑中轰鸣。这一晚,我兴奋得阖不上眼,好像即将被卷入某种庞大的叙事。

到达广州,我的第一感觉是不遑多让的热。新人们被安置在公司旗下的招待所休息。这个招待所位于荔湾老城区,在新旧夹杂的路段上。覆盖青苔的巷陌中,间或有高楼拔地而起,我抬头只看到深一块浅一块的天空。天空向前延伸,被高楼的玻璃幕墙截断;往后延伸,被城中村里的水泥屋顶挂住。

稍事休整,我们来到单位报到。这是一所世界 500 强的老牌保险公司,省公司下还有 18 个地市级分公司,这次一共招聘了百来号新人。公司专门为新人开了培训班,宣讲公司文化和业务。晨起、午间、课前、课中,培训老师都要带着我们跳操,音箱放着 “青春少年是样样红,可惜太匆匆”。一群人僵硬、局促地释放四肢,在桌椅间磕磕碰碰地踢脚扭臀。

培训老师嫌弃气氛不够热,说要练胆,要我们抛开羞羞答答的学生气,完成向职场人的身份转换。她让大家把桌椅都移到大厅的角落,再围成一圈,每个人单独站在中心舞一段。

轮到我时,热浪在我脸上涌动,我压抑往外逃的冲动,照抄前面人的动作,左右倒腾了两下脚。接着,老范试图以 “闪现” 的方式去中间走一圈,老师上前强压着他在中间多站了一会儿,臊得他满脸通红。冠东比我们强些,在中间打了一套军体拳,算小有特点。

当然,也有自在的人。有位女孩之前兼职过车展模特,她撩起衬衣,在胸下系了个结,露出小腰,轻盈地旋转。空气中荷尔蒙含量突然飙升,男生们使劲地鼓掌,老师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培训进行一周,同批来的一个女孩递交了辞呈。她是我们学校的法学硕士,人力资源想挽留这个人才,动员我去做工作。此前,我与女孩聊天没超过三句,只能硬着头皮去找她,结果那女孩怏怏地挥手:“每天搁这儿可劲的躁,把我整烦了。”

两天后,她就消失在偌大的广州城里,像水融入海,不留一丝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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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公司改变了培训方式,安排新人们分区块去 “扫楼”—— 就是找陌生人填写关于保险和保险产品认知的问卷。

有外出的机会,我们一开始还很雀跃,沿着地铁一号线,寻找白领集中的写字楼群。在上下班高峰期,在西门口、中华广场、体育西路这些路段,我们穿着新添置的白衬衫、黑西裤或黑窄裙,跟着衣着得体的人潮快速行进。昂首阔步间,好像我们已经成为都市精英、业界大牛了。

到了写字楼,冠东要我打头阵。他说女生看着没啥威胁,陌生人的接收度更高,他和老范在左右两侧接应。

就这么过了几天,我们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比如:进写字楼时,要握住手机假装接听电话、行色匆匆地一晃而过,才可以避开门口保安的盘查;到达格子间密集的办公区域,要小心翼翼打量,尽量挑选看起来面善且四周没有同事的人询问;若被询问者直接拒绝,或露出不耐烦的神色,要立刻点头说 “谢谢”。在我们之中,老范躬身的弧度尤其低,态度诚恳,绝不纠缠。

但意外就像避不开的狗屎,还是被我们踩着了。一次,我们仨正往办公室探头探脑,找寻合适的询问对象。突然,身后一阵骚动,有个高亢的女声喊道:“就他们。”

我扭头一看,一伙保安气势汹汹地跑过来。我们仨扭身就跑,来不及按电梯,就推开厚重的消防门,拼命往下冲。不知道在盘旋的楼梯间里冲了多久,终于跑出了写字楼。

见后面没人追来,我瘫坐在花坛边,双脚打颤,感觉心脏要蹦出胸腔。老范的眼镜上全是雾,他取下眼镜,一边喘气一边在衣角处擦拭。恐怕他刚才已看不清路了,全凭着直觉和眼底的余光在冲。冠东出门前用发蜡固定的刘海此时也被蒸腾的汗气弄塌了,白衬衫黏黏地贴在他的背上。他把刘海胡弄到两边,呈 “八” 字形耷拉在额头上,又粗鲁地扇着问卷调查表,仰头痛骂。

但我耳边还盘旋着楼梯间里 “哒哒哒” 的脚步声,根本听不清他在骂什么。

几次惊魂落魄的被驱逐,褪去了我们对体面工作的幻想,终于明白自己只是精致巍峨的写字楼群中的不速之客。好在广州是 “便利店之都”,每当扫楼空当或天气骤变之时,我们就会钻进一家连锁便利店休息。

一日,我们又狼狈地进了一家便利店,打了 3 杯冻柠檬红茶。我知道此时的自己满面油光,妆肯定花了,但我懒得管,就趴在餐台上盯着饮料里的那些漂浮的冰块。

一旁的冠东说:“我们好歹也是名校硕士,公司招我们肯定不为了这几张破表吧!” 他灵光一闪,提笔随机快速地勾选着问卷调查表。还说联络电话编几个,也可以留白,反正接受问卷调查的人也不是都会填电话,这样看着真实度更高。

舒适的冷气让人渐渐坐定,我也跟着填起来。老范慢慢地勾了两三张,就停了,他将一叠空白的问卷放回公文包,轻声地说:“我习惯动动。”

回程的地铁站里,冠东兴致勃勃地描画着地铁线路图,指着其中一点说:“知道吗?这就是大广州的 CBD。”

我定睛瞅了瞅,是 “珠江新城”。

冠东信誓旦旦地说:“我会在那里买一套房。”

当时,珠江新城 2 万元 / 平起跳的价格,对比我们的实习期每月 3000 多的收入,简直像是天文数字。老范不以为然,仰头说道:“人生处处好安家,命若江河我是沙。”

冠东摇摇头,手搭上了老范的肩:“不买房,哪能安家?”

后续的扫楼分组变得很随意。我有时和其他人出去逛几圈,问几张,到点问不完的,就自己填几张夹杂着。冠东逐渐脱离队伍,到点再来跟我们汇合 —— 他又跑去看楼盘了。老范也会独行,甚至偶尔晚归,他坚称他上交的每一张表都是真实的。在大家懒洋洋的倦怠中,勤奋的老范就像人民内部滋生的叛徒,让人膈应。

其实早在公司面试时,老范在一众研究生当中就显得非常醒目了。首先他年纪最大,又有些少年白,显得成熟;其次,当时他抱着一摞报纸一样宽、5 厘米厚的册子 —— 这是他用发表的文章做的剪册,实在巨大,横过了他整个腿部,两侧搭在椅子扶手上;最后,他身旁还有个眉清目秀的少女陪着。

熟识后,老范告诉我们,那是他表妹,过来提前感受一下面试氛围。

3

培训进行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又有几个人离开了。一个女生在不断被人拒绝的过程中,怀疑自己是否做好了进入社会的准备,于是痛下决心去考博;一个在培训之初积极活跃,表现得像活动组织者的男生,居然悄无声息地找到了新工作。

领导没想到,一场培训竟然让那么多高材生跑路,于是这场旨在培养大家对公司和保险业热爱的培训提前结束了。那些调查问卷被收回去后,也不知道他们看了没有。

最后,人力资源部宣布新人们的岗位,基本与个人志愿一致 —— 冠东去了团险业务部,老范是办公室的行政文秘岗,我去了业务管理部,倒是那个做过车模的女孩,她的专业是会计,但人力劝她去个险部做销售支持。

在动员会上,人力资源的老总以昂扬的姿态宣布:“5 年内,你们就能看到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

冠东大着嗓门插话:“能买房吗?”

老总神秘一笑,用手指点了点他,好像颇欣赏他的大胆。但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给我们举了几个身边的例子,说某同事买第二套房了,在进公司第三年。另外,老总强调:“有几个公司能解决你们的户口问题?不能落户的公司,怎么能帮你们在这里生根呢?”

这倒真是直击我的痛点。我此前也拿过一份央企的 offer,还去北京实习了两个月,但带我的老师告诉我,去了也只能是编制外的,户口无法迁移。尽管我对那份工作很喜欢,但没有北京户口,也只是城市里的一叶浮萍罢了。权衡之下,我才来到广州。

正式入职后,我的生活变得规律且乏味。下了班,我就待在宿舍空调房里懒得外出,由于宿舍离办公区很近,周末也常被叫去加班。空闲的时候,只偶尔和熟识的同事在附近有团购价的小馆子聚餐。

整个广州,好像又从一号线周边缩回到微小的一隅。

冠东开始忧心忡忡,他告诫我们:“情势不容乐观,没发现吗?顶头上司都和我们差不多大。”

我们的主管经理大多是本科毕业,当时正好赶上这个国企飞速发展,大规模对外招聘。此前这所老牌保险公司人才断档、青黄不接,他们工作三四年后,就做到了主管经理的位置。我们硕士毕业,像老范,在读研之前还在报社工作了一年,确实年龄相当。突然间,我们也醒悟到,虽然眼下的工作尚能处理妥当,但想要快速升职、涨薪,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当大伙迷惘又苟且的时候,某天,部门同事对我说:“你们一批进来的一个人,给老板写了举报信。”

我吓了一跳,问谁把领导举报了?那同事说,其实不算举报,就是揭发办公室的丑恶行为。说完,他忍俊不禁,好像这是前所未有的滑稽。

办公室的新人只有老范。我解释说,老范是一个性情平和、不喜争执的人。但又一细想,其实从调查问卷那件事就能看出,他是执拗的。

据说,老范去办公室后,带着高度近视的圈圈眼镜趴在办公桌前,一声不吭地干着领导交办的工作。但在老黄牛的外表下,他默默收集着办公室的丑恶现象,比如:浪费打印纸张、上班时串门闲聊、偷摸跑去银行办私事、偷接 USB 上外网、把单位的计算器和本子捎回家…… 此外,他还痛批办公室里拉帮结派的行为,慷慨激昂地写道:“其劣迹有如党争,损人心智,令气氛萎靡。”

这封邮件他发给了办公室主任,还一并抄送了总经理室成员。

我在聊天软件上问老范,老范只说:“笔似刀锋,需慎用。” 看来,他已有悔意。冠东嬉皮笑脸地去找老范打听,但办公室主任已经提前找老范私下谈了话,老范就对外噤声了。

没多久,老范迅速搬离了公司的宿舍区,出去租房住了。平时只在社交圈外围游离的他,这下彻底隐身了 —— 老范结婚了,新娘竟是陪同他面试的 “表妹”。我们十分吃惊,顿感平日里寡言少语的他,内心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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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东个子高、声音洪亮,即使带点湖南口音,但在领导和同事眼里,似乎颇有趣味。于是,他们常邀请他去广州市分公司和珠三角地区主持产品宣讲会。

有时在大门口、电梯、过道中遇见冠东,他总夹在很拉风的一批人当中,我都来不及打招呼。有时他来我部门,部门经理还起身亲热地招呼他,让我去给他倒茶。

冠东风风火火地来,又风风火火地走,期间即使我递了茶,他也没用余光扫我一眼。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一起 “扫街” 的友谊好像早就瓦解了。

可没想到,冠东的大喇喇的性格也让他触了礁。某日,在电梯里,一个同事拍着他肩膀大声称呼他为 “东总”,喜欢开玩笑的他也以 “某某总” 回应。他俩摇头晃脑地胡吹乱侃,却不知电梯里真有个面生、但应该被尊称为 “总” 的人。

年终会议时,某领导公开批评了我们这批新人,说我们目无尊长,还喜欢搞小团体。大家顿时噤若寒蝉,之后连性格开朗的冠东也不敢再呼朋引伴了。

年底考核公布,我得了 “良好”,可以拿全奖;老范被评为 “优秀”,年终奖可以上涨 20%,全公司只有 10% 的员工有此殊荣;而一时风头无限的冠东却只得了 “合格”,什么都没捞着。

大家在饭堂吃饭,三五成群地坐着。往常总和老员工混在一起的冠东,久违地端着盘子过来,小声说道:“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像之前那样兴致勃勃地听他讲话,甚至懒得搭理他,他又自顾自地说:“交换条件!考核就是‘别再闹了’的奖励。”

年关将至,我们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公司说临时有个会议安排,联系了附近的一个经济型酒店,要我们在两天之内从宿舍搬过去。

来广州这么久,大家的家当早已不是刚来时的一个箱子,只好大包小包一趟趟地往酒店挪。

这时,老范居然带着媳妇出现了,尽管其实这不关他啥事了,他们还是来帮我们搬家。冠东消息灵通,说公司让我们搬去酒店,其实是动了收回宿舍的念头。公司招聘时,曾口头承诺我们包 1 年住宿,但没有书面协议。要是 1 年缩减成半年,以后每个月要多 1000 左右的房租开支,等于年薪少了 6、7 千元。

大家聚在酒店里,忐忑不安地议论。这消息目前只是风声和猜测,慌张地抗议好像不合适,若是反应激烈点,恐怕工作丢了、数万元的年终奖也会泡汤。

老范却坚定地说:“不能等。如果已经过了领导,形成书面的意见,或者干脆把宿舍另作安排,再收回是很难的。如果还是意向,反而有空间。”

说完,他拿起酒店的铅笔,在信笺纸上划了个 123:“简单点,把工资福利摆一摆,再算算房租开销。大家团结一致,声明立场 —— 当然,结尾一定要感谢公司。”

阳光透过玻璃,在老范那张没甚表情、万年不变的脸上晃出光斑。他媳妇就在旁边坐着,仅仅是多了个人而已,但老范的气场由以往的落寞孤冷陡然变为稳重靠谱。

我们夸老范 “既有才华又有侠骨”,让他主笔。老范也没推辞,说这是君子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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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没有掀起的风波平息了。后来新人们又搬回宿舍,住满 1 年,大家才各自租房。如此一来,我们私下的来往就更少了。

进了公司大楼,电梯门一开,新上的人左右点头一圈,大家都一股脑地小幅度点头数次,也不说话,彼此都很沉默。我看着反射如镜面的电梯门,照出自己标准的嘴角上扬幅度,越来越像公司海报里客服模特的表情 —— 僵硬且无趣。

招聘时,公司说的 “同行业有竞争优势的年薪” 落实后,是 10 万多,在当时的广州还算体面,但也普通。工作第二年,父亲给了我 10 万元,让我在单位附近买了一个单间。

本以为冠东会肯定我,他却批评道:“女的买房就很难嫁人了啊,独居女性也是现代都市的社会问题了。”

我不想给自己贴标签,但当我从单位的集体户口中迁出来、拿到我做户主的户口本时,我也不免俗气地感到,我算是真正在广州住下了。

工作第三年,冠东的家里也给他资助了 50 万,让他在番禺祈福新村购置了个三房一厅。到了周末时,他还是去参观珠江新城的新盘,感叹自己的好眼光 —— 我们入司时,珠江新城还是尘土飞扬的工地,像个半成品。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珠江新城成为了商务资源集中的经济引擎,房价在两年内翻了两倍有余。

他眼光没错,但更买不起了。

工作第三年年底,公司调整了部分人的岗位。

冠东换了部门。他说,保险公司三大营销渠道:“个险”、“团险”、“银保”,他都立志要晃一圈。而老范变化最大,得从省公司办公室去东莞分公司办公室。

离别送行,我们找了个晚上开业的走鬼档烧烤摊,聚坐在折叠桌前。肉串在火上滋滋作响,一根电线牵扯的灯泡在头顶上摇摇欲坠,昏黄的灯光投射出一丈光明,喧嚣散去后广州显得格外安稳和悦。

冠东揽着老范的肩膀说:“好事!要想提拔,就得先去下面走一遭。没点基层经验不行。”

老范笑得很淡然:“世事难料,福祸相依。但广州生活成本过高,可能就在东莞安家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感叹:“这是准备买房了么?”

“难道在城市安居的标准最终都难逃买房么?” 冠东敲着桌子再次强调,“不买房要户口干嘛?没有家留在广州干嘛?清高如老范也脱不了俗。”

老范举起啤酒瓶,摇晃着,白色气泡涌出,顺着他的手臂淌下。他恍然念道:“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老范就是有才!” 我也没听太明白,就着大家一起起哄拍掌鼓噪着。事后,冠东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老范早就是领导心中的 “刺头” 了,所以也是这次基层锻炼的 “重点动员” 对象。

公司私下也动员过冠东去分公司,毕竟那里难得招到学历高点的人。可冠东很警醒,他觉得虽然提拔要基层经验,但自己在广州根基不稳,万一去了底下又腾挪不上来,就难办了。

于是,他拒绝了这个工作安排,一口咬定:“入司时签订的协议说了,工作地点是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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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公司,有一部分人的生活像候鸟一般。家安在广州,长期在不同的分公司之间进行职位的跳动、升迁。平日里,也不是每个周末都能回家,可能等到小孩出生、读小学、初中也未必能回广州上班。在系统内谈选择城市很奢侈,个人只能被动地跟着公司的需求走。

我内心很为这种不由自主怅然,但女生好像在职场的初选环节中就已经被筛掉了,连下分公司的机会都少有。我们那批入司时,硕士还算小比例,本科占大头。自我们之后的招聘,已是非名校硕士不招的局面了。

我开始负责报表,几乎所有的假期都在加班,也没有补休。身边的人也大多如此,没什么可指责的。一天,财务和我对接报表的女生突然消失了。几日后,同事去她租的小房子敲门,发现她在,只是不想上班,也不想接电话。

后来,这个女生在医院诊断出 “重度抑郁”,就辞了职。因为很突然,没有找下家,也没有太多存款,身为外地人的她很快就离开了广州。

她走后的某一天,在微信上联系我,说辞职以后她在老城区里乱晃,陆陆续续地退出了十几个工作群,才听到身边的鸟语花香、虫鸣风吼,仿佛整个天地都为她打开了。

说来也巧,老范离开广州之前也和媳妇去爬了白云山。从朋友圈的照片看到,小而连绵的山峰环绕着最高峰的魔星岭,下面是云雾缭绕的都市。山顶的风景开阔而壮美,等到阳光洒下,浸没万物,整个广州都金光闪闪、耀眼又平静。

广州很美,只是我还没有时间和心情去体会。

这时候,冠东一边在销售部门间挪移,一边将空余时间投入相亲大业。除了单位工会联络的,连街道组织的联谊活动也去,他陆续见了银行、通讯、房地产等诸多行当的单身女青年,却始终没有成功。

保险公司是一个奇怪的存在,说起来是世界 500 强的金融机构,收入也不低于银行系统。但对方一听冠东是保险公司,就会想到四处求人的保险业务员,这使他在相亲市场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冷遇。

痛定思痛后,冠东得出结论:“大家都讲‘够晒威’,必须考公务员,还得赶在 30 岁之前。”

他确实是能调转过头就狠下功夫的人,连周末外出做培训宣讲都会偷偷溜回酒店房间,见缝插针地看书做题。两次尝试后,冠东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广州的一家金融监管机构,还和某三甲医院的女医生一见钟情,迅速领证结婚。

领导同事再说起冠东来,都赞不绝口,说他活成了同辈学习的典范。我感叹,原来在保险公司这种宣讲文化浮夸盛行的地方,也觉得公务员更好。

那时候,我的一篇赔付率分析报告在公司内部得了奖,也被总公司领导注意到了。经理找我谈话,问我有没想过在公司的发展路线,还说我很适合管理岗位。我内心点燃了一丝升职的希望,冠东走后,我继续做着本职工作,被考核、被拣选,等待不知几时来到的升职。

可是在入司的第五年,就是当初培训时人力老总说会发生 “翻天覆地变化的一年” 里,我生了场大病,成了失路之人。我不得不离开广州,被动地淡出了社交圈,回到湖北老家开始漫长又辗转的治疗。

但最离奇的还是老范。他到东莞后,只过了一年就突然离婚、辞职,接着便落发出家了。听旁人说,是因为分公司办公室人少、分工没那么细,总有些喝酒应酬的事,使老范疲于应对。

我猜这也不是全部原因,但即使老范在,他也不会多说自己的事,只会说:“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7

我治疗结束后回到广州,顶头上司已是比我晚一两年入司的人了。被陌生、年轻、有激情的同事环绕,被当成平庸且落伍的前辈,我再次陷入真实的扁平生活。

以前的同事和领导都劝我注意身体,有人是发自真心的关爱,有人是带着自上而下的怜悯。当然,也有人劝我凡事不要在意,好像我生病之后性格也会出问题。

某日,我在地铁上偶遇冠东。尽管我们的联络方式都没变,但早已没有了联系。他略胖了点,穿得比之前在保险公司里随意了许多,还是颇为热情。

他说,一次他出去旅游,在杭州某名刹好像看到了老范。他摇头晃脑地评价着:“如果是那个寺庙的话,去的难度恐怕不亚于考公了。”

体育西路到了,这里人潮汹涌,从东南西北汇集,又四散开去,多停留一会儿都是罪过。我跟冠东说 “有空再聚”,就匆匆告别了。

出地铁站的扶梯又长又陡。有人深入地下,有人离开走远,不知道他们是否都走在自己的康庄大道上。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来源:网易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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