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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现代通信工具交流的时候,人们更爱撒谎吗

技术赋予人们更多的交流方式,但是否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去撒谎?

用善意的谎言去回避社交,在约会资料上夸大你的身高,或者在钉钉上编造借口去请假?

社会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长期以来一直想知道,谁的谎言最多,以及人们倾向于如何说谎。

2004年的一项开创性研究是最早调查欺骗率和技术之间的联系的研究之一。从那时起,我们的沟通方式发生了变化–例如,电话越来越少,社交媒体信息越来越多–我想看看早期的结果是否成立。

谎言和技术之间的联系

早在2004年,传播学研究员杰夫·汉考克和他的同事让28名学生报告他们在七天内通过面对面交流、电话、即时通信和电子邮件进行的社会互动的数量。学生们还报告了他们在每次社交中撒谎的次数。

结果表明,人们在每次社交活动中通过电话说的谎言最多。通过电子邮件撒谎的次数最少。

研究结果与汉考克称为 “基于特征的模型” 框架一致。根据这个模型,一项技术的特定方面–人们是否可以无缝地来回沟通,信息是否转瞬即逝,以及沟通者是否有距离感–预示着人们最容易在哪里撒谎。

在汉考克的研究中,每次社会互动中最多的谎言是通过具有所有这些特征的技术:电话。最少的谎言发生在电子邮件上,在那里人们不能同步交流,而且信息被记录下来。

重新审视汉考克研究

当汉考克进行研究时,只有少数大学生创建了Facebook账户。iPhone当时正处于早期开发阶段,是一个高度机密的项目,被称为 “紫色项目”。

近20年后,他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我招募了更大的参与者群体,并研究了来自更多形式的技术互动。共有250人记录了他们在七天内的社交互动和与谎言的互动次数,涉及面对面的交流、社交媒体、电话、短信、视频聊天和电子邮件。

与汉考克的研究一样,在同步和无记录的媒体上,以及在交流者距离较远的情况下(通过电话或视频聊天),人们在每次社交互动中撒的谎最多。他们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每次社交互动所撒的谎最少。有趣的是,各种交流形式的差异很小。参与者之间的差异–人们在说谎倾向上的差异–比媒体之间的差异更能预测欺骗率。

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人们的交流方式发生了变化–连同COVID-19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但人们似乎还在系统地撒谎,并与基于特征的模型保持一致。

对这些结果有几种可能的解释,尽管还需要更多的工作来理解为什么不同的媒体会导致不同的谎言率。有可能是某些媒体比其他媒体更能促进欺骗行为的发生。一些媒体–电话、视频聊天–可能使欺骗感觉更容易,或者一旦被发现,对社会关系的代价更小。

不同技术的欺骗率也可能不同,因为人们在某些社会关系中使用某些形式的技术。例如,人们可能只给专业同事发电子邮件,而视频聊天可能更适合于更多的个人关系。

技术被误解

对我来说,有两个关键的启示。

首先,总的来说,不同媒介上的说谎率有很小的差异。一个人的撒谎倾向比某人是在发电子邮件还是在打电话更重要。

第二,整体撒谎率很低。大多数人都是诚实的–这一前提与真相默认理论相一致,该理论认为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诚实的,人口中只有少数多产的说谎者。

自2004年以来,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与其他人互动的主要场所。然而,一个常见的误解一直存在,即在网上或通过技术进行交流,而不是当面交流,会导致社会互动的数量和质量下降。

人们经常认为,仅仅因为我们使用技术进行互动,诚信就更难得到,用户就得不到很好的服务。

这种看法不仅是被误导的,而且也没有实证支持。认为说谎在数字时代很猖獗的观点与数据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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