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sfls.net
分享福利

枉是便宜卖纸人

作者:马伯庸

盗版书这事儿,古已有之。

唐代有个人叫冯宿,文宗时担任东川节度使。任职期间,他曾经给皇帝上表:“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於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什么意思呢?当时的历书,都是由钦天监每年发布,以备农时。但这是一门利润颇丰的生意,因为人人都用得着,冯宿发现,每年政府还没发布之前,盗版历书已经在安徽和四川等地开始流通了。盗版分利是小事,万一里面印错了日子耽误了农时,那可就是大麻烦了。

冯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到了僖宗朝,盗版历书果然闹出乱子来了。

当时江东一带的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盗版历书,错谬百出,连大月小月都搞错了。当地人一人拿一本,发现日子对不上,打了起来闹去衙门。当地官员居然回答:“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道。” —— 月份大小,左右只差一天而已,又耽误不了多少事,有毛好争的,纯粹浪费时间,滚滚滚。

可见盗版之害,从唐代开始就是有的。等到了出版业发达的宋代,类似的事情就更多了。虽然那时古人并没有版权保护概念,但著作权至少要拎清,谁写的书,谁得利,这本该是常识。奈何盗版商人可不管这一套。

北宋有一位大儒叫李觏,是盱江书院的创始人,一生著述不少。在他编写的《皇续稿序》中,这位读书人不无郁闷地留下这么一段记载:“庆历癸未秋,录所著文曰《退居类稿》十二卷,后三年复出百余篇,不知阿谁盗去,刻印既甚差谬,且题《外集》,尤不韪。”

翻译成白话文很简单:” 我写了那么多数,不知被谁给盗版了,而且盗版质量太差啦。“

别说李觏,就连苏轼这样的文坛超级偶像,也要为这种事头疼。

苏轼有一次给朋友陈传道写信说:” 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况欲更令人刊耶?…… 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

苏轼的书被盗版不说,还粗制滥造,脱字漏字,甚至还把其他人的文字掺杂进来 —— 也难怪苏轼气得恨不得亲自去毁版。盗文事小,欺名事大,把旁人著作搁到他的名下,赚钱的是盗版书商,挨骂的可是苏轼。

这些宋代的盗版商人胆子超大,不光盗印名人著作,连政府公务员用书都敢盗。庆历年间杭州曾经出过一个案子,有一个叫翟昭应的太子舍人人,把宋代的刑法全书《刑统律疏》改了个名,叫《金科正义》,然后偷偷刻版往外卖。

别说公务员用书,就连教科书他们都敢盗。陆游曾经写过一个段子:有位教官给学生出了道《易经》题:’乾为金,坤又为金,何邪?’ 学生们大惑不解,拿来正版一对照,原来原文是 “乾为金,坤为釜”。再一问,原来老师拿的是盗版书 —— 麻沙本。

所谓麻沙本,指的是福建建阳的麻沙。这个地方特产红梨木,木质松软易于刻字,所以当地刻书业非常发达,和崇化、建瓯并称 “闽刻”。这些建阳书商头脑灵活,胆子大,走的是一条低端量产路线:价格尽量低,印数尽量大,版权授权尽量没有,谁家书火就翻刻谁家的,只要有利润就成。

纸张?得用当地最便宜也最丰富的特产 —— 竹纸。竹纸很脆弱,用久了纸张容易折裂,翻书翻快了,啪一声,书页就裂了。但这没关系;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建阳书商往往一块板子翻印好多本,印到后来字迹特别模糊,根本看不清。不过这也不重要;至于校对不准、刻字太浅,排版混乱之类,就更不重要了。

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可想而指书本质量如何。时评 “雕版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经集会通》有云:“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 这个黧字,意思是黑里带黄,多与枯皱连用,形容老人皮肤。白白的书读成了黑黄枯皱。

当时读书人里流行一个段子。有一版麻沙本的《道德经》,前头几页还是老子的 “道可道,非常道”,后来突然就冒出来一句 “佛说是经已,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这是拿错了雕版,又懒得校对,稀里糊涂楞是把释道经典给搁一块了。也行吧,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

南宋有位学者叫周煇,是个藏书家,而且绝不藏私,谁来借书都可以。他写过《借书》一文,说 “聚而必散,物理之常。父兄藏书,唯恐子弟不读,读无所成,犹胜腐烂箧笥”。这是真会读书之人 —— 当然,这是题外话。

他写过一本笔记《清波杂志》,里面讲到过一件牵涉到韩愈、沈括和葛立方的盗版书八卦。

当时有一位叫葛立方的诗评家,写了本诗评叫《《韵语阳秋》,里面提到韩愈的《城南联句》有一句是 “竹影金锁碎”。沈括曾经评论说这句话是形容阳光的,可惜句中没用日字。葛立方对沈括这个说法不以为然,他说:“杜子美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诗正要如此。”

讲到这里,周煇话题一转:“ ‘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 这两句诗明明是苏轼《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里的,怎么写成了杜甫的呢?哦,葛老大估计不是笔误,而是买的麻沙本的盗版书,把子瞻印成子美啦。

周煇倒没怎么怪罪葛立方,他拍着桌子大骂:“若麻沙本之差舛,误后学多矣。”

关于麻沙本的质量问题,历朝历代没少有人吐槽。岳珂《桯史・稼轩论词》:“《顺庵词》今麻沙尚有之,但少读者。” 又讲了个故事:”《朝天续集》有韩信庙诗,“淮阴未必减文成”,后来被麻沙本给盗了,错写成了 “淮阴未必减宣成”,意思完全不通了。”

还有方岳有《题刊字蔡生》:“生毋谓我不读书,待捡麻沙见成本。” 刘仲尹《夏日》:“床头书册聚麻沙,病起经旬不煮茶。” 到了晚清还有人抱怨:“麻沙百过目生眩,铁擿三绝手尽胝”。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还讲了个考辩的故事:“…… 此本《目录》末有 “武夷主奉刘深源校定” 一行,亦不知为何许人。书中所记皆北宋事迹,体例与《宋史全文》约略相似,而阙漏殊甚。盖亦当时麻沙坊本,因焘有《续通鉴长编》,托其名以售欺也。” —— 这就是标准的麻沙盗版了。

这些建阳书商获利甚大,甚至把主意打到了朱熹头上。朱熹曾经写过一本《论孟解》,结果被建阳给盗了版,全国卖的十之八九都是麻沙本。朱熹特别郁闷,给朋友写信说:“《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 语气里充满了深深的无奈。

好在宋代官府在版权保护方面颇有作为,很快捉住了盗版商,毁掉了盗版,然后下文说只许朱家自己翻印刻版。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代,朱家后代仍可以独享这个专利,算是古代版权保护的一个经典案例。

不光是朱熹,就连朱熹的表侄子都因此受益。

朱熹有个表侄子叫祝穆,也是他的弟子,喜欢旅游,后来写成一本书叫《方舆胜览》,结果立刻被人给盗版翻刻成了《节略舆地纪胜》。祝穆大怒,效仿老师告去官府。官府连忙发布公告:“近日书市有一等嗜利之徒,不能自出己见编辑,专一翻版,窃恐或改换名目,或节略文字,有误学士大夫披阅,实为利害。…… 两浙路转运司状,乞给榜檄约束所属,不得翻刻上件书版,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

宋代总体来说,对盗版的打击还是挺给力的。罗璧《识遗》一书说:“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 如果你刻的是经书,得提请国子监审查。如果你刻别的书,也得先刻一本出来,给有关部门审核,别是抄别人的。

宋人还发明了牌记,就是版权声明。宋刻《东都事略》上有声明:“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 —— 所谓的覆版、携镌,都是盗版的古称。

到了明清时代,盗版书的纷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加猖狂。

明代是中国刻书的一个高峰期,有官刻、私刻、坊刻等。官刻是朝廷官方的印书机构所出的书,除国子监、太医院、经厂还有穷极无聊的宗室藩王自己办的刻坊;私刻是私人出资延请刻工雕版成书,多是一次性的,比如给自己老师老爹刊印著作。真正决定明代印刷行业气质的,是坊刻。坊刻就是书坊出的书,书坊的地位跟现在的图书出版公司差不多。

明代的书坊非常兴旺,各地尤其是江南苏杭,本来就是工商聚集之地,市民阶层初步形成,又多文人墨客,文化昌盛,连带着印刷业也跟着发展起来。江南一些大城市有专门的图书铺子一条街,里面卖书的叫坐商,还有走门串巷的书客。定期有书市,运输有书车、书船,物流非常发达。雕版印刷的工坊也鳞次栉比,大的书商往往都是有自己的后端工坊和前端销售网点,产销一条龙。

明代书商们无所不印,经史子集、医书农书,道藏佛典等等,时人诗文乃至高考作文精选,每年刊行数量巨大。但他们很快发现,明代的老百姓、尤其是城市里的老百姓 —— 所谓初步形成的市民阶层和市井文化 —— 最喜闻乐见的是各种通俗小说。书坊里卖的最好的,永远都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畅销书。清人金缨《格言联璧》:“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正是书商经营的诀窍。康有为亦有诗为证诗证:“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奈小说何。”

罗贯中、施耐庵生不逢时。他们虽然写出好书,但没赶上市场上的好时候,古人又没版权意识。三国水浒被各大书商印了一次又一次,版本无数,但他们并没得到什么大利。这些畅销书从明初开始,出了一遍又一遍,连书商自己有抱怨说 “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时间长了,市场饱和,人民群众难免腻烦,需要书商推出新产品,市场出现了新的需求。

书商们看到这种巨大利益,自然不会不心动,决定要把这个市场做大做深。当时的情形是:“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当别有秘本图书而衡之”

问题是,当时士林风气视小说为小道,都不愿意写,愿意写的也不敢露名,这可怎么办?

到了嘉靖年间,稿荒和对新书的渴求已经到了巅峰。书商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条特别奇葩的路来。

这条奇葩之路,是福建建阳书坊清白堂主杨涌泉想到的。

杨涌泉当时在印一本书,是记录岳飞事迹的《精忠录》。印完了审校,他突然脑子一激灵:《精忠录》是史书啊,没什么意思,但如果把它写成三国那样的小说呢?关于岳爷爷的通俗演义,那得多牛逼啊!

杨涌泉想到这儿,赶紧去找他的亲戚,也是个书商、忠正堂主熊大木。杨涌泉说我水平是不行了,但你读书多,写东西没问题。咱们找不到人写稿子,可以自力更生嘛!熊大木一听也对,挽起袖子,当即就搞出了一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

熊大木在序里谦称 “才不及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自己其实内心很自得。

熊大木认识字,可实在没什么写作天分。罗贯中是七实三虚,他是十实无虚,就是把史书拿大白话讲了一遍,还舍不得删,把岳飞的所有奏章、题记、檄文、书信全扔进去了,文学效果惨不忍睹。熊大木自己也觉得太枯燥,脑子一转,往岳飞传里硬夹了一段路遇关胜的故事,还得意洋洋地加注释说这个关胜是梁山的人曾经征讨方腊云云,借来水浒传的大皮给自己宣传。

别看这书写得糟糕,当时销量却十分惊人。现在能查到的版本,就有七种,也就是说至少先后被七家出版商翻刻过,甚至其中一个版本还是内府本。换句话说,嘉靖修道有暇,还让经厂刻成御本来欣赏。

熊大木一战成名,士气大振,一口气又” 翻译 “了《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宋志传》与《全汉志传》三部通俗小说,销量都不错。

自古跟风者众,熊大木的成功,引燃了建阳书商们的雄心。这些书商亲自挽起袖子,开始改史写文,一时如过江之鲫,有道是十亿书商九亿写,还有一亿在发帖 —— 当然,质量也极其堪忧。

到了万历年间,在这股低劣仿古的大潮中,建阳书系出现了一位绝世强者,姓余,名象斗。

余象斗字仰止,坊名双峰堂、三台馆,自称三台山人。此人生平履历不详,但研究明代出版, 却是绕不开的一位巨擘。

他有个长辈叫余邵鱼,当时也投身到这股创作大潮,写了本书叫《列国志传》,讲春秋战国的,销量不错。余象斗接了书坊生意以后,亲自写了一本《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从盘古讲到商周。在这本书后面,余象斗夹了一页广告说:“至武王伐纣而有天下,《列国传》上载得明白可观,四方君子买《列国》一览尽识。” 然后把《列国志传》重新翻印了一遍。读者买了《列国前编》,自然就得去买《列国志传》,两部书互相带动,又大赚了一笔。

得了甜头,余象斗先后又推出了《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

全像列国志传》、《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列传》、《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和《新镌全像东西两晋演义志传》等等,几乎要把中国历史搞过一遍。

万历二十年,一部神书横空出世,书名《西游记》。市场上都疯了,没见过这么牛逼的小说,情节有趣,文笔也极赞,是文人中的高手,跟原来那些粗制滥造不可同日而语。余象斗一看,一拍桌子:” 他卖的好,咱们也能卖的好,跟风呗!“

但跟风也得有人写啊?没问题,我余象斗也是文人啊!我也写过小说嘛!

然后这位有眼光没节操的营销大师亲自上阵操刀,速成了一部讲真武大帝的《北游记》,然后又出了一部讲华光的《南游记》,全是自己写的,文字粗陋不堪。他还从吴元泰那儿买来讲八仙的《东游记》,弄了一部杨致和的《西游唐三藏出身传》,东南西北一时聚齐。读者早听说西游记的大名,听说又出了三部,高兴坏了,立刻掏钱去买。

万历二十二年,有一个作者叫安遇时,通过与耕堂出了本公案小说,叫《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余象斗看见成了畅销书,一拍桌子:“跟!” 可是时间紧、任务急,又没人会写,怎么办?余象斗一拍桌子:” 抄 “,找人搬来了刑部和各地衙门的卷宗,硬是拼凑出一部《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这部公案是部奇书,罗列了一百多件案子,一半的故事惨不忍睹,一半连故事都没有,就是把判词、诉状往那儿一扔…… 但当时正流行公案小说,读者照单全收,高高兴兴也买了,销量大好。

在他之后,一群反应迟钝的书商在抓住这个主题,一时间奇案、公案满天乱飞,市面上全是此类。可大明的案子素材也就那么多,又没人会编新的,于是这些人就互相抄袭,让这类书的质量更加惨不忍睹。最后连官府都看不下去,一纸禁文下来说,才算稍微消停。

这几件事可以看出余象斗的行事风格:紧随市场风潮,运用营销手段刺激销量。无关产品质量,无关人品节操 —— 这是一个标准的市场营销天才。

余象斗在市场营销领域的杰作还不止于此。比如他对图书插图十分重视,每本书做得好似连环画,上面是图,下面是字。虽然余家的刻工比起苏杭一代的雕工水平差得远,但架不住图多,图多就易读,读者就愿意买。在书的细节上,余象斗也下了大工夫,他印的书,多冠以 “新镌”、“新刻”、“新锲”、“新刊”、“新锓”,他往旧书掺杂私货,就可以当成新书来卖了。

余象斗出过《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 往里面多加了花关索的一段故事。水浒传也难逃他的毒手,被出了一版《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看名字就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书名后缀还往往以 “批评”、“评林” 结尾。这是因为余象斗首创了弹幕体,对一些旧书夹以注释批评,读者边读边看他在书旁发的议论,等于是买了一条导演评论音轨。这样一来,既可以借名著的东风,再赚读者一笔,又不会被说是旧书新印,里面有原创的内容,更刺激读者去买。

余象斗虽然人品有限,但还有个不错的原则,就是只做忠义,不碰色情。他出的书,多是历史演义或怪力乱神,但总体来说三观颇正,忠义廉耻不会轻忽。双峰堂发行量那么大,却几乎一本色情书都没有。嘉靖、万历年间色情书那么泛滥,销量那么好,余象斗也没碰过。

老先生活到 76 岁,临死前还刻了一本《五刻理气详辩纂要三台便览通书正宗》,真是生命不息,出书不止。

更牛的书商,还会自己养一批专职写手,那就更便宜了。比如明代有一位奇幻作家叫邓志谟,极有才华,” 两脚书橱 “这个外号,就是从他这里传出来的。邓志谟寄寓在福建建阳,在余象斗家当塾师,半是写手半是编辑。

余象斗给他的任务,就是写神魔小说,学西游记,于是他写了诸如吕纯阳飞剑记、许旌阳擒蛟铁树记、咒枣记等一系列奇幻小说,编了故事黄眉、故事白眉等辞书,销量颇高。但他的利益,都被他的出版商余象斗拿走了,以致于生活只能勉强糊口。

邓志谟给朋友写的信里哭诉:“仆穷愁著书,雕虫技尔,然不能藏之名山,徒为梨枣也者。” —— 梨枣指梨木和枣木,这是雕版最常用的两种材料,代指出版。邓志谟觉得自己写的这些雕虫小技上不了厅堂,藏不进名山,但是没办法,还必须得写,因为他太穷了,“弟今岁厄甚,薄田数亩,悉燔于骄阳,稼穑之枯,且如蜀之眉山草,家人泣馁也。”

像这种小作者,命脉全被出版商掐住。出版商让写什么,就得写什么,不然全家都要饿死。和现在的一些人的境遇…… 呃,也差不多。

清代的大才子李渔,本来怀才不遇,写书卖给书商。书商说你这故事不错,就是太短,你再给我写十个,凑个短篇集我就给你出。李渔只能答应。

他很快意识到,这样下去永远没出路,就对自己进行了一次市场分析:“一艺即可成名,农圃负贩之流,皆能食力。古人以技能自显,见重于当世贤豪,遂至免于贫贱者,实繁有徒,未遑仆数。即今耳目之前,有以博弈、声歌、蹴趵、说书等技,邀游缙绅之门,而王公大臣无不接见恐后者。”

我就是天生吃这碗饭的,干嘛不干呢?所以李渔痛痛快快甩开文人那点矜持。自己写书,自己印书,还自己卖书,开了个芥子园书肆,还自己当导演自己当编剧,还找来乔、王二姬来排戏,活得潇洒自得,成了彻底的职业作家。

但和现在一样,李渔这种大作者,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他的克星。

盗版。

李渔写的小说和戏剧太受欢迎了,出一部火一部。盗版商对这么大一块肥肉自然不会放过,出一部就盗一部,而且铺货极快。李渔在南京开了个书店,自印自卖,可往往一本推出,马上苏州就有了盗版,再过两天,杭州市面上也出现了。数月之间,全国各地都有了盗版。读者可不管这个,看见署名李渔的就买,大把大把的银子全让盗版商给赚了。

这里面还有段轶事。李渔自己家有书坊,印书用的板子平时都搁在库房里。他又一次外出,写信给家里人说咱家东墙太简陋了,别让贼人钻进来,拿几块板子过来挡一下吧。结果偷金贼没来,偷文贼来了一堆,把那几块雕版全偷了,扛回去印书 —— 据说 “盗版” 一词,就是从这儿开始有的。

更有无良书商,干脆找个枪手写本烂书,也说是李渔写的,影响极坏。李渔大怒,叫上女婿沈心友去告官维权。李渔在苏州告赢过几次,当地官员孙道台判书商赔偿,还发了公告。书商群起攻之,朝廷要维稳,要大事化小。李渔虽然满腔愤懑,却也无可奈何。他要起诉的书商太多了,为这个甚至把家都从杭州迁到南京,方便上庭。

他在《闲情偶寄》里对盗版一事说得十分慷慨:“是集中所载诸新式,听人效而行之。惟笺帖之体裁,则令奚奴自制自售,以代笔耕,不许他人翻梓,已经传札布告诫之于初矣。倘仍有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 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当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 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这一篇声讨盗版的檄文铿锵有力,搁到现在,一点不过时,特此录全,推荐大家仔细读读。

冯梦龙在《智囊》里讲过一个故事,说某书坊主怕自己的书被盗,还没出,就先跑到衙门说有人盗版。衙门发出海捕文书去抓盗版者。其他书商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把盗版书撤回来。他趁机再上市,打了个时间差,巧妙地避过了盗版问题 —— 不知道这个办法,是不是李渔想出来的。

说到盗版,不得不再提一下天才营销家余象斗。这哥们儿盗版盗起来毫不脸红,还换着马甲盗。余君召、余文台、余元泰、余世腾、余象乌,都是他的马甲。发起狠来,他甚至把熊大木的《大宋中兴岳王传》那么烂一本书给盗了,重出一本,作者名改成了余应鳌,真是丧心病狂。以至时人评价说 “福建书坊专以获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开价高,即便翻刻”。

当时建阳书坊的质量不好,金陵的刻本质量高。余象斗二话不说,把要出的新书全都加上京本二字,鱼目混珠。如果你们看到《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新刊京本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西汉志传》之类的名字,还有双峰堂的印记,别多疑,肯定是盗版。

别看余象斗盗别人书毫无含糊,可容不得盗自己的书。前面讲了他盗了吴承恩,凑出《四游记》。南北二记是他自己写的,质量低劣,《东游记》是吴应泰的手笔,水准不错,销路最好。结果这书就被苏杭书商给盗了,余象斗大怒,再刊的时候,在序言里大骂说盗版的都是浪棍、都是逃奴,无耻之甚乎!据说他在自己每本书里加自己的肖像,也是有类似于激光防伪标签儿一样的防伪功能,至于效果只有天晓得。

除了李渔之外,清代还有一位大才子袁枚,也是盗版重灾区,这一辈子被盗版的次数,比我看过的都多。他在《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三里,专门收录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很长:

《余所梓尺牍、诗话被三省翻板近闻仓山全集亦有翻者戏作一首》—— 看看,光读这个诗名,就知道作者心情有多糟糕。

此诗不长,但足可以为千古读书人对盗版的心情:

自梓诗文信未真

麻沙翻板各家新

左思悔作三都赋

枉是便宜卖纸人。​​​​

赞(1)
本站文章未说明转载即为原创,转载请注明,福利社 » 枉是便宜卖纸人

评论 抢沙发

  • 昵称 (必填)
  • 邮箱 (必填)
  • 网址

福利社

永久地址:FLSFLS.NET外卖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