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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深圳政府大楼里打扫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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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岁的岑阿姨,今年的工作是给深圳一政府大楼打扫办公室、走廊和厕所卫生。她每天早上七点上班,晚六点下班,中午有两个小时休息时间,一个月的工资是 2800 元,每周末有一天半休息。

这是她有生之年第一次获得有周末的工作,对于坐在家里还能有钱拿,她感到很开心。

岑阿姨负责该大楼其中两层的卫生。更高楼层大概是有更高职位的领导在办公,工资会高一些,一个月 3200 元,当然管理上也会更严苛,要干的活也更多。阿姨腿脚不好,宁愿少赚一点,自由一点。她很厌烦被时刻看管的感觉

她的这份工作是通过路边传单找到的,发传单的是一个大叔,他姓姚,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他来深圳已经 20 多年了,用在深圳打工赚的钱帮儿子买了房子,现在则是给自己赚养老钱。

今年上半年,他便是这家公务员单位负责清洁的外包主管,管着十几个跟岑阿姨差不多年纪的从外地来深圳的老年人。

清洁工们都叫他 “老姚”,他自己也是一个快六十的人,身上穿的西装一粒扣子已经要掉了,皮鞋看着鞋帮和鞋底即将分离。老姚一个人在深圳,老婆在湖北老家带孙子,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在老家需要照顾。他的机伶促狭,还有对同楼一个离婚女清洁工无法被旁人验证的好感,常被其他清洁工拿来调侃或取笑。

在深圳,对这些老年人而言,工作的第一要义,先问是否管吃住,如若不管吃住,吸引力就大打折扣。因为不提供宿舍,很多儿女不在深圳的老年人靠这个工资租不起房子,所以很少有人愿意来这里干。一部分清洁工承包了打扫食堂的活,勉强管一日三餐。

虽然老姚是主管,但他从不偷懒。人手不够,很多活他都亲自上手干,多赚一点儿。也由于作为主管的老姚一天到晚都忙于多干活多挣钱,没有太多精力去管其他人。所以,每天早上打完卡,分配完任务,各自回到清洁岗位后,基本就不会再有人去打扰岑阿姨,再安排她干一些其他的活。

保洁阿姨们的工作内容是固定的,就是保持厕所、走廊和办公室的清洁,早上拖一遍,下午拖一遍,收两次垃圾,看到脏东西要及时打扫。没有垃圾的时候,时间就属于自己,哪怕发呆也好。岑阿姨很喜欢这种 “小自由”,觉得在这里被人当做人来看,而不是下层的农民工

岑阿姨之前曾在不远处的商场里打扫卫生,那半年真是苦不堪言,她熬到春节前辞了职。现在这份工,她正月初七就去上班了,上了一天,就回家跟女儿说,这次的工作比上次的 “自由”,感受要好,或许也因为是公务员办公楼的原因,人都比较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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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的办公室是一间间的小房间排列在走廊两边,有的里面六个人,有的四个,有的两个,有的只有一个,似乎是按科室职位划分的。两层楼加起来近五十个房间,要打扫的时候,岑阿姨必须先敲门,再进去。经常有人跟阿姨说谢谢,还有人跟她说,先不用扫了,阿姨第一次在工作中感受到了被尊重。

在这里呆得久了,阿姨也窥见了深圳公务员群体各式各样的面孔。

岑阿姨以前以为公务员都很清闲。当官的嘛!在她的生命经验里,只有很聪明很会经营的人才能做公务员。但这里的年轻人都好忙,忙着写稿子,汇报,步履匆匆,尤其是一旦深圳哪里通报了疫情,他们都如临大敌。

有时候,阿姨去打扫,对方头都顾不上抬,像被电脑吸了进去。她想到自己的儿女在工作时可能也是这样,有一个女孩子在厕所跟阿姨倾诉,她的头发经常大把掉,孩子才不到一岁。她很灵巧,很活泼,经常给岑阿姨一些自己带来的零食,阿姨推托,但还是被硬塞了过来。一些被遗弃的日用品,大家也经常都丢给了阿姨,有的当做垃圾处理掉,有的当废品卖,花瓶之类的,岑阿姨就拿回租住的房子。

岑阿姨在工位底下清扫最多的垃圾就是头发,她也发现,年轻人越忙,工位下清扫出的头发就越多,有的女孩工位下常常一次能扫一小撮。

但也有表面上清闲的人,有一位五十多岁快退休的大叔,看起来是个领导了,他一个人一间办公室,有时候阿姨打扫到他那里,两人还唠唠嗑。他告诉阿姨,自己快退休了,也没有太高的学问,年轻的时候运气好,就进到了现在的单位,一辈子就有保障了。他看起来不忙,经常有人找他签字。这可真是应验了一句话,人的命运也是跟时代进程紧密相关的。

因为阿姨的工作需要她呆在固定的岗位,不能随便去别的楼层,她常能呆的地方就是厕所旁边的工作间。因此常能碰到一些人,他们来厕所并不是真的要上厕所,而是要借用这个空间,处理别的事情。这时候,厕所就成了职场的 “避难场”。

阿姨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中年女领导,她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给孩子的班主任,说到动情的地方,几乎是哭诉。孩子青春期,太叛逆,太不听话了,沉浸在游戏世界,而她希望孩子认真上课,念一个好大学。也有一个男生,总是肚子不舒服往厕所跑,一呆就是半小时。岑阿姨担心,他是不是工作上的事情做不出来,给着急的

阿姨还偶尔跟一个比自己儿子大不了多少的男生聊几句。他从外地考上深圳的公务员,总是很忙,偶尔周六还来加班。阿姨问他,结婚没?有孩子没?了解之后,发现这孩子跟自己儿女的境况差不多,都工作压力大,在深圳落脚很不容易。

她后来就很少再催自己的女儿生孩子、催自己的儿子结婚之类。阿姨看到了更多年轻人的状态,也就更加开始慢慢理解自己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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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代表岑阿姨拥有的是一份世俗意义上的好工作,细枝末节的苦恼随时都在。她在这里深深感受到,人与人是有差异的。

相邻两层楼,层与层之间的卫生状况却截然不同。上一层楼的人爱干净,下一层则不然。每天下午三点,阿姨要提着一个大垃圾袋去收垃圾,常常下一层楼的垃圾分量是上一层的一倍。有人吃完水果,果核会用纸巾包起来丢到身旁的垃圾桶,有人将垃圾随地扔。

岑阿姨对几间六个女孩坐在一起办公的办公室印象深刻,不论哪次去,垃圾桶里面都是饭盒、茶叶、纸巾,堆得满仓满栋。阿姨曾经很委婉地说,也许这里需要一个更大的垃圾桶。

还有一次,阿姨去一间办公室收垃圾,敲门许久不开,就多敲了几次,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一条缝,里面的人探出头来,轻声说,阿姨你晚点再来哦!原来他们在里面蒸煲仔饭,锅碗瓢盆摆一地。不用说,又有一大堆垃圾等着阿姨打扫。

另一次,阿姨去打扫卫生,她打扫到一个女孩的座位下,桌子旁边有一些纸盒,她问女孩还要不要,女孩说,可以扔了。

阿姨把纸盒拿出来放在电梯口,先到下面那层打扫,准备返回再一起收。不一会儿,阿姨接到管理处电话,问阿姨打扫卫生时有没有拿女孩的快递,阿姨有点懵,她确实没拿,但也只能跟女孩解释,自己只拿了桌子旁的纸盒,并且是跟她确认过了,女孩也没再坚持。

过了一会儿,阿姨想想还是感觉自己被冤枉了,她对这种怀疑很在意,又走到女孩所在的办公室,倚在门框上,轻声问她,美女(这个称呼是来深圳后学会的),快递找到了没?女孩说,是自己大意了,掺杂到桌上一堆东西里去了。

阿姨又跟女孩解释了一遍,自己不会乱拿别人的东西。此后,阿姨每次去女孩所在的办公室打扫,都能感觉到女孩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弄得阿姨反而有点过意不去。

阿姨最怕的就是她所服务的对象打电话打到管理处,就像外卖员怕差评一样。

如果自己做得不好,她希望对方可以直接找到她,她就在几步路之外的工作间,有需要,她马上就可以去收拾干净,而不是大费周折打电话到自己的领导那里。

但是,越是害怕,越是会发生。一天,阿姨突然又接到了主管的电话,说有一位男士打电话来说自己座位底下弄脏了,需要打扫。阿姨接到电话后去查看,原来是下雨天,他脚上沾的泥巴零零散散落在了地板上,其实是很小一块,他用纸巾擦一下即可,但他却打电话给了管理处。

阿姨不能理解,这种举手之劳为什么需要惊动自己的上级。她有些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拿着拖把,将地板拖了。

拖完后,她对这位男生说,帅哥(也是她来深圳后才学会的叫法),后面再有地板脏的时候,你直接来找我就行了,我不在楼道,就在工作间,几步就到了。但她还是笑着说。

几个月后,老姚被调走了,去了一家商场,阿姨没有跟着去,她留了下来,依旧很认真地坚守自己的岗位。她说,有好几次,领导去检查,表扬她的卫生做得好,她很开心,即使做得好也没有加工资,但她还是感到得到了认可。这种认可,对阿姨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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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特别是深圳和广州,被外界印象为遍地隐形富豪之地。最被人玩味的其中一个段子说,在深广,如果你遇到一个清洁工腰间系着数量可观的钥匙,那他可能是家财万贯的 “包租公”“包租婆”。他们刻意低调收起财力,踏实本分地劳作的故事,组成了外地人对广东的富庶想象之一。

实际上,岑阿姨在深圳没有遇到因为闲不住来当清洁工、实际上身揣百万千万财富的隐形本土富豪。如若有,在清洁工这个群体里,一定会被当作大新闻讨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大家 “都是来深圳讨生活的人”。

跟岑阿姨差不多年龄的同事们,大部分要打几份工。

一位云南来的阿姨,比岑阿姨还大两岁,一天要上三个班,早上七点去政府大楼,做办公室清洁;中午休息时间,她去附近一个固定的中产家庭做家政;下午六点下班后,她又赶去附近一个单位给十几个人做晚饭。加起来,一个月的工资超过一万块。她一个人来深圳已经十几年了,交了社保,六十岁后可以拿退休金。前几年她当了奶奶,同乡的老人,一般会选择回老家带孙子,但她不愿意,而是每个月出两千块给儿子,让儿子找保姆照顾孙子。

她的大部分工资用来接济儿女,一部分存着。现在,和老乡们合租在附近小区,一个月租金一千左右。云南阿姨有着和岑阿姨差不多的口头禅:老了,挣点钱自己花,帮不了儿女,也不能拖累儿女。

也有超过六十岁身体还健康的大叔在这里打扫卫生,来自河南的老郑就是其中一个。年轻时,老郑做过很多苦力活,早年去三门峡做伐木工人,去西北植树,去灵宝挖金矿…… 快五十岁的时候,家中两个孩子念大学,他冒着风险,在陕西韩城的煤矿上呆了三四年,在地底挖煤。每天从井下出来,老郑脸上只有两个黑眼珠在转,像个外星人。

俩孩子毕业后,老郑夫妻俩终于松了口气,老郑没再干下煤窑的苦力活,和妻子去了老家县城附近的农场谋生。妻子负责给工人做饭,老郑负责播种、打农药、除草、收获。对一个从小就开始干农活,做了大半辈子的农民来说,这份工作轻车熟路,只是一开始要适应一些现代化机器。

相比在煤矿,农场工作工资极低。老郑和妻子一年无休,只能赚三四万块,老家人情礼往开销大,再加上生活支出,在农场工作时,他们攒不下钱。去年 10 月,老郑的儿子到深圳工作,老郑不久后就跟着来了深圳。今年正月,他找到这份打扫政府大楼的活,一个月工资 2800 元。他做得很轻松,觉得在深圳迎来了人生中最好的日子。

这里的清洁工有一些可以被描述的共同点。他们看起来瘦弱,面色黝黑,来自广西和云南的居多。他们通常都沉默不语,或者发呆。也许是不会普通话又不会粤语的原因,对来自陌生人的搭腔,他们通常是回避姿态,或者干脆不理。

相对于其他人,岑阿姨热情,也相对幸运。她一个月赚 2800 元,住在女儿家,几乎没有额外支出。这笔钱,她就能存起来作为养老钱。

有一个中年领导,岑阿姨称他为区长。区长人很好,阿姨正月去上班的第一天,区长还给他了一个红包,这也是阿姨第一次领到广东的 “利是”。后来阿姨常去打扫,就熟悉了。

每次过节前,区长都会把从家带的特产之类塞给阿姨一些,有时候会塞他一个小额红包,阿姨不要,但挡不住热情。区长可能把岑阿姨当成养老没保障来深圳拼命的苦命人了。虽然事实确实如此,但阿姨能打一份工,挣点自己的零花钱,她很有成就感。

给大楼扫外围广场的人是所有清洁工里最年轻的,他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岁,虽然嘴里一直嘀嘀咕咕,但表达不清晰,只顾一直干活,有一片树叶也会立马扫起来,像是有强迫症。后来岑阿姨才知道,他是被老乡带过来的,可能患有自闭症之类的疾病,在老家找不到工作。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深圳这座城市,因为它容纳的是五湖四海的人,所以柔韧性很高。这些来这里工作的清洁工,他们无法在老家获得经济来源,但他们却被深圳接纳了。

(本文今天发表于 “真实故事计划” 公号,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一些人名采用了化名。一些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做了模糊处理。)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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