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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袁隆平和吴孟超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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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冥冥之中有某种感应,云南、青海和陕西三场地震之后的 5 月 22 日。

13:05 分,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仙去……

13:07 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仙去……

这两位堪称神医和神农的科学巨人离去,在中国人心头引发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回忆往事,这两位新中国独立培养的第一代国士,都在 1962 年冉冉升起,成为最亮的两颗星,那一年的前后,有太多的故事。

今晚以及以后的很多夜晚,当你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应该会想起,以二老命名的 17606 和 8117 两颗小行星,也许他们正在自己的星星上,保佑着我们吃饱穿暖,无病无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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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8 月 28 日,在旧金山,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开始了它的第十七次航班,搭乘该轮船的乘客里,有 130 余中国的留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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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群星璀璨的一搜船,美国人第二年就后悔不已,不再允许中国留学生离开。

在船上,有微生物生化学家与分子遗传学家沈善炯、核物理学家赵忠尧院士、空气动力学家罗时钧教授、地质学家涂光炽院士、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梁思礼院士、气象学家叶笃正院士、生物制药学家唐孝宣、地质学家张炳熹院士、数学家曹锡华、遗传育种学家鲍文奎院士、大豆育种学家马育华教授、力学家陈百屏、化学家陈绍澧教授、化工泰斗余国琮院士、翻译家戴汉笠教授、土木工程学家董晋炎教授、空气动力学家庄逢甘院士、历史学家涂光楠教授、药物化学家彭司勋院士、心理学教授艾国英、金融学家费近仁教授,还有两弹之父、两院资深院士朱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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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时年 26 岁的邓稼先,普渡大学博士,全在这艘开往未来的大船上。

离开美国,是因为这一年的 6 月,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关系恶化,美国政府担心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回国后会给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带来帮助,中国更是心心念念这些宝贵的人才。

这艘船从起航就不顺利,先是钱学森行李被扣,接着又是在日本横滨,赵忠尧、沈善炯和罗时钧被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特工扣押,关进了东京中野的美军第八陆军监狱。

好不容易到了香港,港英当局却拒绝他们登陆,用架着机枪的小艇,分批把他们押送到九龙,然后集合起来,让这些当时中国最精英的知识分子,徒步走向深圳罗湖桥口岸,并且从此成为中国的国士,很多人一直为祖国服务到了 21 世纪。

被扣押的三个人被关进了东京中野的美军第八陆军监狱,睡在一张铁床上。第二天早晨他们又被带上手铐,转押进了美军在东京下野的巢鸭军事监狱,和那里囚禁着的日本战犯成了狱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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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尧三人进去后被强行剃掉头发,脱去衣服。刺鼻的黄色「六六六」农药粉末喷在他们身上,说是防止将臭虫带入监狱。然后换上有 P 字标识和编号的囚服,赵忠尧的编号是 1346,沈善炯编号是 1347,罗时钧编号是 1348。

但这三个大博士却没闲着,坐牢的时候竟然跟狱友学会了日语。

赵忠尧和罗时钧一个是搞核物理的,一个是研究空气动力学和超音速飞机的,特别受到美国人的关注,而跟着陪绑的沈善炯,其实完全可以不回国,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不适宜回国,因为他学的是分子遗传学。

就在 1950 年的 3 月,世界级遗传学家、「中国遗传学之父」李景均怀着悲愤而忧伤的心情「请假」离校,经上海、广州,来到香港,后又回到美国,成为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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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均有多大成就?

经他修改后的《群体遗传学导论》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誉为「发挥的决定性影响达 20 年之久,全世界整整一代遗传学家都得益于该书。」

当今临床试验的基本原则 —“随机” 与 “双盲” 原则,也是李景均提出的,以为他也是统计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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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国的路,比起沈善炯他们来说,一点不轻松。

1941 年,为了拯救战火中的祖国,李景均决定放弃在美国的安逸生活,携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妻子回国。

李景均乘坐的邮轮,原本仅需三周就可以抵达上海。但是为了躲避日军潜艇,邮轮多次改变航向,辗转在爪哇岛补给之后才驶向上海。

在前往上海的途中,所有乘客又被转到一艘英国船上。这艘英国船担心被上海的日军扣留,转而驶向香港。最终,历经 51 天后,才抵达九龙。

日军已开始进攻香港,李景均夫妇又被困在香港近两个月,十分窘迫,天天处于极度饥饿之中。

幸好,李景均获得了在康奈尔大学念书时认识的朋友的救助,又在香港地下组织帮助下,跋山涉水,徒步绕过日军防线,到达广东惠阳,再乘船坐车抵达广西桂林。

至此,从美国到桂林,历经 150 余天,可谓九死一生。1946 年,年仅 34 岁的李景均,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成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系主任。1949 年,北大、清华、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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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老大哥的「米丘林学派 ” 与「摩尔根学派」之间,刚刚围绕遗传学完成了一场论战。首席科学家李森科取胜,老大哥高等教育部开除了一批反对李森科观点的教授,关闭、取消了「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和课程。

当时的中国,李森科当然也是无比正确的,美国留学归来的李景均,又是学遗传学的,当然是众矢之的。

在校务委员会主任乐天宇的打击下,北京农业大学停止了李景均主讲的课程,理由是李景均对李森科学术一窍不通,不配上课。从此无课可上,被晾在了一边。

李景均生气了,你敢说我不懂李森科?他一气之下,直接把李森科的代表作《遗传及其变异》翻译出版,啪啪的打了乐天宇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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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彻底撕破脸了,对方干脆说李景均的太太是美籍华人,好几次去美国大使馆,「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一定和境外势力相勾结」。

不久之后,李景均又被迫辞去了系主任的职务,又被迫去国。

李景均出走事件引起了高层的震怒,伟人两次批示提出「必须撤查农大领导,并作适当处理」,乐天宇被撤销了农大校务委员会主任职务,并调离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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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李景均的出走,沈善炯其实坐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回国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回国以后做不了分子遗传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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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为沈老)

但为了祖国,一切都是值得的,在被美国人关押了三个月后,沈善炯拒绝了去台湾的邀请,回国以后做起了祖国继续的「生物化学」,他在上海制药三厂、华北制药厂做抗生素研发,打破金霉素进口垄断,建立抗生素生产基地。

直到改革开放后,已经 60 岁的沈善炯才开始重拾分子遗传学的研究,不但一出手就直追世界先进水平,而且让上海交通大学从此有了生物科学系,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但其他搞遗传学的学者就没这么幸运和有韧性了。

西南农学院的管相恒教授,就这这场和米丘林 – 李森科伪科学做斗争的过程中,被不断打击,最终选择自绝于世界。

好在,管相恒留下了一个学生,他一直偷偷的给这个学生补课,让他在课外自学孟德尔 – 摩尔根创立和发展的遗传学。

管老师告诉这个学生,自己的老师赵连芳早在 1921 年,发表了「中国的御稻」一文。在美国学习期间,著有「水稻连锁遗传的研究」、「水稻糯性因子对门德尔遗传律之影响」及「水稻的细胞学研究」等论文,是世界上较早研究水稻遗传的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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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生农学课程成绩并不很突出,反而英文成绩特别好,因此管老师拿来的很多外文资料,他读起来很顺畅。

他就是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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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的硝烟也激荡在年轻人新中,当时只有 20 岁的袁隆平也报名参军,当时,空军从西南农学院的 800 多名学生中选拔飞行员,其中仅有 8 名合格,而袁隆平刚好被选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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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年少时期的袁隆平,曾在西南地区运动会上获得了川东游泳比赛第一名,并代表川东区前往成都参赛。然而由于成都小吃味道非常好吃,袁隆平在赛事当天吃坏了肚子,影响了比赛发挥,最终遗憾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而前三名都进入了国家队。

不过袁隆平最终也被当上飞行员,对外的说法是因为当时战事缓和了,其实是因为他的出身有点问题。

袁老自己的口述自传里是这么写的「我父亲袁兴烈生于 1905 年…… 毕业于南京的东南大学…… 在县里担任过高等小学的校长和督学…… 后来他受到西北军的爱国将领孙连仲的器重,做了这位上将的秘书。再后于 1947 年底调到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任职,做事务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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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早年在江苏镇江教会学校读高中…… 我的英语是我母亲发蒙的,很小时我就跟着她念,后来上学,我的英语课从来不复习就都是高分,我觉得很容易,因为我有基础。

我家虽然祖籍是在江西,我自己却是出生在北平协和医院。因为生在北平,便取名「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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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的姨妈华秀林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长…… 根据协和医院的记载荣幸得知,我是由林巧稚大夫参与接生的…… 林大夫生于 1902 年…… 她 1929 年 6 月毕业于协和医学院,7 月成为协和医院妇产科的第一位女大夫。我很感谢林大夫,感谢协和医院。」

这样的出身,也让袁隆平的初恋最后无果而终,年轻时代的袁隆平也曾备受打击,并注定之后也曾为情所困。

1953 年 8 月,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农学系毕业。同年被分配到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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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的时候,黔阳一中也要开一门农业技术课,而普通中学没有讲农业课的教师,就要我去代课。在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位教化学的女老师,我们在一个教研组里,谈了三年恋爱。我们两个人家庭出身都不好。后来她跟我讲,她要跟别人结婚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她找的那个人,第一是出身比较好,第二是在大学当助教,第三是工作在长沙,这些条件都比我优越。实际上她对我的感情是真实的,只是迫于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无奈。对此我感到很痛苦,我也很痴情,等了她三年呢。后来她生小孩了,我就彻底断了念头,之后她曾说过她一失足成千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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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袁隆平一样,1950 年刚刚毕业的吴孟超,也报名参军,成了一名军医。

吴孟超要比袁隆平出身好,1927 年,年仅 5 岁的吴孟超从附近漂洋过海,随母亲到马来西亚投奔做工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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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正读中学的他和同学们一起,主动把毕业聚餐费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 39 届全体毕业生」的名义捐给国内抗日的将士们,不久后,竟收到以主席和总司令名义发来的感谢电,那封电报成为他最初的红色记忆。

「回国找共产党,上前线去抗日。」抱着这个愿望,1940 年春,吴孟超踏上回国路。由于战争封锁到不了延安,回国后他只能先求学,考取当时的同济医学院。

为了入党,他先后 19 次递交入党申请,但由于华侨的身份,「组织决定,『你还需要经受考验』。」直到 1956 年,吴孟超终于「三喜临门」—— 被发展为党员、参军、晋升主治医生。为了这一刻,他等了 7 年。

就在吴孟超成为军医的时候,他的恩师,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以外科医生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批抗美援朝医疗队,在前线救治伤员,回国后,又成为第二军医大的教授,他挑选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就是吴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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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法祖曾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留学,并 1 曾在慕尼黑大学附属医院担任住院医师、后升任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由中国人担任外科主任,在当时的德国是前无古人的。

1945 年的一天,德军押解一车犹太人去集中营,其中一些人因为饥饿躺在地上无法动弹。裘法祖看见后,和德军交涉,谎称这些人染了伤寒,很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传染,希望德军把这些人交给作为医生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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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德军并没有怀疑。这批并未染病的犹太人,后来因此而得救。裘法祖堪称「中国辛德勒」。为了感谢裘法祖,后来德国政府授予他「国家大十字勋章」

裘法祖的妻子是德国人,也是总理批准第一位加入中国籍的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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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济医学院要搬到武汉的时候,裘法祖的妻子还留在了上海,他就要经常两地跑。妻子搬到武汉后,为了怕妻子寂寞,裘法祖院士常常陪妻子在江边散步,而且要手牵着手,这在当时的武汉成了一道风景线。

吴孟超和他的老师一样,是一个和妻子浪漫且忠贞的人,当年离开马来西亚,一起投奔抗日,是因为当时的同学,后来的妻子吴佩煜,而决定学医,也是因为吴佩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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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超回忆说:「同济的理、工、医三个系最有名,我想报工科。因为我小的时候家里做过米粉生意,家里种橡胶什么的,这些都是靠手技的,所以我想学工。她说念医好,她劝我,工程建设是对国家有贡献,念医对人类更有贡献。」

就这样,姑娘的一句话,让人类得到了一个巨大的贡献。

年轻的吴孟超就这样成为了医术和人品都顶级的裘法祖院士的学生,怎能不让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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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吴孟超从查房、检查病人到科研、开刀,一直与裘法祖在一起。4 年的贴身学习,让吴孟超直接接触了裘氏刀法(以精准见长,手术时不多开一刀,不少缝一针,尽量减少病人的创伤)。

「后来就学他的方法,基本到现在,我的手术开刀方法风格都是他教的」。在吴孟超的眼中,裘法祖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他对待病人却很耐心负责,他曾亲眼看到老师趴在病床边观察患者的小便剂量。

「我的一举一动他都写下来,非常勤奋,非常刻苦,非常聪明,对病人非常了解。」裘老曾连用 4 个「非常」形容他的得意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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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当吴孟超转为主治医生开始独立工作时,吴孟超问恩师:「我现在要固定在哪一科?」

裘法祖说:「我们国家现在没有人搞肝脏外科,但是中国又是这个病的高发地区。你要真的有志气,就去试试这个方向吧。」

「肝胆外科没人搞,那我就偏要去试试,这个漏洞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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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 1956 年,在湖南省安江农校初任教师的袁隆平开始做研究。他「按照米丘林、李森科的理论,试着把不同的物种进行嫁接,比如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番茄嫁接在马铃薯上,终于是一事无成。

随后,三年自然灾害降临,袁隆平在忍受饥饿的同时,曾亲眼目睹 5 个人饿死在路边的悲惨场景。这时,有老乡告诉他:只有大米才能顶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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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真叫苦日子,我带学生去农村实习,每人每天只吃二两米,身上的皮肤按下去就是一个窝,下去了半天起不来,水肿病,饿的,我亲眼见过 5 个饿殍,就倒在路边,倒在田坎上。」

有这样的经历,袁隆平决定,搞水稻?让大家吃饱饭!

1960 年夏天,袁隆平无意间在试验田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穗大粒多,颗粒饱满。他想:如果将此株水稻作为稻种播种下去,会不会增产很多粮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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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大失所望:第二年,这颗水稻的「儿女们」「长相各异」、高矮不平。

「是不是李森科的理论有问题呢?」袁隆平发出了这样大逆不道的想法,要知道,在当时,想要质疑李森科,可不仅仅是科学问题。

1962 年,沃森和克里克凭借着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拿到了诺贝尔奖,这时,袁隆平才发现,原来这对发现 DNA 的天才,在 1953 年就已经把生物学引导到一个新的领域了,而那一年,沃森 15 岁,克里克也只有 3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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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被震惊的三观崩塌了,难道李森科的学说真的是错的?他又想起了当年老师对他说的那些话,于是利用暑假时间,自费跑到北京,去找他心目中的权威农学家、遗传学家问清楚。

农科院的杨国荣和搞作物遗传的鲍文奎先生,委婉指点了他,「(李森科)的哲学概念太多,用哲理代替实验」。

就在北京,袁隆平看到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学到了「一个基因一个酶」的假说,他知道了原来杂交玉米、杂交高粱已经成功,得知水稻不育现象,得知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对杂交水稻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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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袁隆平认定,放弃李森科,回到世界科学的主流上来。而这些经验,都来自于外文资料,来自于他母亲从小为他打下的坚实英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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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超的探索同样不够顺利,提交了继续攻读外科的申请表之后,吴孟超被医务部主任叫到了办公室,主任 PUA 了他一顿:

「你的外科成绩比儿科差了一大截!你去念什么外科?!而且你看看自己的个子,一米六二!这么矮!够得到手术台吗!」

不光是领导气人,日本人还来找虐,吴孟超说:「1956 年开学术会议,请了日本人。后来听他们在传说,他说日本人狂得很,说我们现在的水平做得已经不错了,肝脏切除也能做了,你们中国的水平还早着呢,要能达到我这个水平,起码二三十年。人家这样讲的,我一听我当然就很生气的,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非要赶上他不可!」

就这样,成绩不好就学,个子不够那就踩板凳,手术做不好就一遍遍练习和研究。

但最愁人的还不是这个,而是缺乏从资料到实验模型的一系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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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各种攻关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长海医院成立三人小组,吴孟超任组长,决定首先制作出肝脏血管模型,了解清楚肝脏的结构和血管的走向,这是最基础的工作。

他开始奔走于各大图书馆,找到一本一个美国人刚刚写出来的《肝脏外科入门》。他如获至宝,拿去给老师看。老师说:「你快点把他翻译成中文吧,让更多中国医生了解肝脏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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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废寝忘食地翻译,半夜饿急了,到街边吃东西,得了严重的细菌性痢疾,高烧、腹泻、脱水,住进医院传染科。他捎信让吴佩煜把资料拿来,半个月后他出院时,已翻译完厚厚一沓书稿。

这样一本外文的资料,就这样,成了中国肝胆科学的开端。

1962 年,在国内外资料和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吴孟超突破了中肝叶这个手术禁区,成为了肝胆外科手术领域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

60 年的时间里,他前后将超过 1.6 万名患者从死亡边缘拉回,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四个月,创下世界肝母细胞瘤切除年龄最小的纪录,也创下了 80 多岁还在手术一线开刀的记录,时至今日仍没有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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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人眼中,吴孟超是神医,但合作多年的护士长,却给吴老写了这样一封信:「认识您三十多年了,在很多人看来,您是个传奇,但只有我看到过,手术后靠在椅子上的您,胸前的手术衣都湿透了。两只胳膊支在扶手上,掌心向上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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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连董卿都读哭了。

1962 年的手术后,报刊、电台纷纷报道,荣誉、鲜花纷至沓来。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根据三人小组的事迹写成剧本《向肝脏外科进军》,由郑小秋导演、孙道临解说,让吴孟超小组本人出演。

1966 年 4 月,影片制作完成并在全国公映。

同样是在 1966 年 4 月 15 日,英文版的《科学通报》发表了袁隆平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这样的纪录片和论文,赶在一个月之前,奠定了两人的人生走向和至高地位。

整整一个月零一天之后,袁隆平和吴孟超将再次展示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并至死不渝。

来源:姐是女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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