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送外卖和国内有何不同?

齐源在悉尼做兼职骑手,1 小时可以赚 140 元到 188 元,邹平在首尔送外卖,时薪 96 元,郑方形在新加坡兼职外卖员,每小时可以赚到 64 元。我在深圳送外卖,一小时赚了 17.3 元。

这是一次职业观察,关于外卖骑手的。对比之下,我看见了世界的参差,也看见了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惊人差异。‍‍‍‍‍

这种差异,不止于收入。在国内,骑手与 “超时”“差评”“扣钱”“交通事故” 等关键词捆绑在一起,“困在系统里” 更成了这份职业的标签。而在齐源、邹平、郑方形的体验里,这是一份被 “系统” 尊重和保护的职业。‍‍‍‍‍‍‍‍‍‍‍‍‍‍‍‍‍‍‍‍‍‍‍‍‍‍‍‍‍

他在悉尼送外卖,时薪是我的 10 倍

仅一年来,小红书上不断有博主分享自己在海外送外卖的经历,与他们分享健身、海滩、大学校园的口吻一样,送外卖是轻快的,自由的体验。

而从他们的收入来看,这份工作的薪水也相当可观。同样做兼职骑手,齐原在澳洲,我在深圳,他的时薪是我的十倍。

12 月中旬,深圳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时段,16 日白天下了雨,空气冷飕飕的。

这天,我在晚高峰时段骑自行车送了 4 单外卖,花费 1 个半小时,赚了 28.5 元,扣除当日的保险费 2.5 元,折合下来时薪 17.3 元。

在西乡做众包骑手的阿隆,16 日跑了接近 8 个小时,赚了 300 元出头,中午他同时接了 10 个顺路单,最终两个订单超时,被扣掉了几块钱,“累啊,太贪心了”,他感慨。

阿亮这天在松岗送外卖,“恶劣天气,10 个小时,送了 36 单,赚了 300.7 元,还有跑下去的必要吗?” 他问阿隆。

16 日也有赚得多的骑手,小志跑了 81 单,赚了 723.2 元,“跑了 15 个小时熬出来的”,他说。

在系统的日里程榜上,这天排在第一位的骑手,跑了 368 公里。这个距离是什么概念呢?从深圳出发,开车走高速到汕头,车程 340 公里左右,要花费 4 小时 20 分钟。

“馋馋猫” 在送餐途中的自拍。(本人供图)

齐原和 “馋馋猫” 是在悉尼读书的学生,俩人进入骑手行业均不足半年,常用的外送平台都是 Uber,这是当地用户量最大的平台。

悉尼当地的外卖平台为吸引新的骑手,新手补贴极为诱人。“馋馋猫” 印象中,最高的奖励金有 800 澳元,不过这要求骑手第一个月工作超过 200 个小时。

齐原每周花在送外卖上的时间,大约 10 多个小时,第一个月他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大约 1 万元,这包括了新手奖励金。度过新手期后,他每小时能赚到的钱,稳定在 140 元左右。这甚至超过当地不少白领工作的时薪。‍‍‍‍‍

Uber 一次只给骑手派一单或者两个顺路单。为了避免差错,“馋馋猫” 一次只接一单,上一单送完,才会接下一单,她做骑手的时薪大约在 95 元左右。这与她另外两份兼职 —— 收银员与前台,每小时的收入差不多。

郑方形的骑手装备。(本人供图)

郑方形在新加坡做兼职骑手,他骑自行车送外卖,除了赚点外快,还有健身的目的。他晒过某天的收入,工作 6.5 小时收入 80 新元,时薪折合人民币 64 元。

邹平在首尔做了一年的全职骑手,他每天工作 8 到 10 个小时,一周休息一天,月收入大约是 2.5 万元人民币,折合为时薪的话,是 96 元。

做全职骑手之前,邹平在首尔一家会社做办公室工作,月薪折合人民币 1.5 万。他在那里工作几年,没有升职,涨薪幅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首尔读完大学后,邹平在写字楼的求职屡屡碰壁,作为外国人,不管是找工作还是职场升迁,他都很难得到与当地人同等的待遇。

不过,韩国很多蓝领工作待遇丰厚,邹平有个朋友在工地上班,日薪能够拿到 1500 元人民币。他在格子间看不到希望,便决定去送外卖。他计划在首尔攒下一笔钱后,带着妻子回国生活。

做为全职骑手,平台要与邹平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相应的保险,上个月他韧带受伤在家休息,保险公司会按照他上一月的实际收入,足额赔付他的薪酬。骑手干满一年,外卖平台会多发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奖励。

邹平认为自己赚的是辛苦钱,就像现在,首尔寒风刺骨,在这样的天气骑着摩托车工作 10 个小时,滋味很不好受。近几年来,韩国当地的电子工厂陆续迁往越南,大批工人失业,加上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困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骑手行业。他要保住 2.5 万月薪的收入水准,就得花费更多的心力和精力。

系统与系统的差距‍‍‍‍‍

在送外卖的体验上,郑方形和齐原、“馋馋猫” 一样,这是份自由、轻松,令人愉快的工作。毕竟他们做的是兼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生计压力。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享受了更为平等的职业待遇。

齐原在悉尼送过一单外卖,途中因走错方向耽误了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没有做催促性的提醒,而是将送达时间向后顺延了 30 分钟。即便这单外卖 “超时” 了,平台也没有给齐原任何惩罚性的提醒。

齐原注册了两个外送平台,大多数时候他在 Uber 上接单,偶尔在另一个外送平台 Padan 上接单。两个平台与骑手的关系都是合作模式,而非雇佣关系,骑手可以自主决定工作时间,类似于国内的众包平台。‍

郑方形在新加坡体验过三个外送平台,一个是本地平台 Grab,一个是来自英国的平台 Deliveroo,另外一个是 PadanFood。他对 Deliveroo 的印象最好,这个平台的送餐单价更高,关键是 “把骑手和顾客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对待”。

这三个平台在规则设计上,与齐原体验的 Uber、Padan 差异不大。比如都采取派单机制,骑手没有机会抢单,平台一次给骑手派一单或者两个顺路单任务。在送餐时长上,不对骑手做强制性要求,骑手也不会因 “超时” 受到任何惩罚。

这让齐原感觉非常放松,“你不用考虑任何东西,接单之后按系统的指引走就没有问题,还非常轻松”。

在郑方形看来,平台在规则设计上 “不要求多长时间送达,不让你一次性送好几单”,很大程度上是在为骑手的安全做考虑。

在齐原和郑方形的印象中,他们用的外送平台,都不会用将 “扣钱” 作为惩罚措施。在 Uber 平台上,即便顾客因 “餐凉了或者汤汁撒了” 要求退款,最终的赔偿平台会来承担。

不过在 Uber 上,顾客的评价对骑手相当重要,如果对方打了差评,这会影响骑手的信誉值。

齐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过差评,他认为这与澳洲的社会文明程度有关。比起国内,当地对服务性职业的包容度更高,“我送外卖时,弄撒过汤汁,找不到门牌耽误了时间,顾客的态度还是很友好。老外大都非常 nice,会提前到门口等外卖,你找不到地方,他们也会主动下楼找你”。

这一点 “馋馋猫” 也体会颇深,她送过一单外卖,两公里的路程她花了半个小时。对顾客来说,等这单外卖的时间要比平时久了许多,对方接餐时非常和善,还给了她一笔小费,“他们的平等概念是比较强的,我做收银员的时候,感受也差不多。”

邹平在韩国最大的外送平台做全职骑手。他的职业体验,与齐原、郑方形的不同之处有两个:

邹平工作的平台为抢单机制,他要赚更多的钱,就要在抢单上花费更多心思,这才能保证一次抢到更多的顺路单。

今年邹平在送外卖途中,因交通意外受伤两次。(本人供图)

在首尔,骑手主要以摩托车为交通工具。为了赚到更多的钱,骑手闯红灯、违反交规的情况屡见不鲜。邹平每年购买意外险的费用,是普通机动车司机的 3 倍。受过两次伤后,他计划明年离开这行。‍‍‍‍‍‍‍‍‍‍‍‍‍‍‍‍‍‍‍‍‍‍‍‍‍‍‍‍‍‍‍‍‍‍‍‍‍‍‍‍‍‍‍‍‍‍‍‍‍‍‍‍‍‍‍‍‍‍‍‍‍‍‍

另外,平台对全职骑手的工作时长有要求,邹平一般选择 “早十晚八”。在管理上,平台较为人性化,骑手在工作时段内可以自由安排时间,“要吃饭、休息、上洗手间,调成休息模式就可以”。

除了这两点,邹平在平台的工作体验,与齐原、郑方形差不多 —— 他们在送餐时,没有 “超时” 的担忧,绝大多数平台对送餐时长不做要求,骑手按照规划路线行进即可;平台不会因投诉或差评,用 “扣钱” 来惩罚骑手;骑手在接单之后,可以 “取消订单”。

我在深圳,如果碰触了以上任何一条线,都会面临扣钱的惩罚。一单白干不说,还可能要倒贴 10 来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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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深圳做骑手,可能面临的惩罚措施。

在正式成为众包骑手之前,我也在线上进行了的十多项培训,其中 “惩罚机制” 占了一大部分,严苛条款最终导向 “扣钱” 二字。

假如我送的这单外卖,配送费为 6 元。如果我超时 10 秒,平台会扣去 2.4 元,我只能赚到 3.6 元。如果我在送到顾客手中之前,点击了送达按钮,那么平台会扣我 50 元。

如果我在接到订单后的 1 分钟内取消订单,平台会扣我 8 块,如果我接单超过 1 分钟,又取消了订单,那么平台会扣我 10 块。

作为众包骑手,我可以自由地选择订单。而另外一种外卖员 —— 专送骑手,则是系统来派单,那也就意味着,骑手没有拒绝任何订单的权利。

12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刚刚结束上一单订单,准备离开那个住宅区时,一个身材壮硕的男骑手小跑着超过了我,“你没有超时单吗”,他扭头问我,脚下步速不减。进入小区电梯里,我们总算有机会聊上了几句。

“你超时了几单”,我问他。

“8 单”。

“啊,那你一次接几单”?

“7、8 单,这没办法,我的系统停不下来”。

一场关于职场境遇的观察

齐源今年 10 月到的悉尼。出国之前,他在某互联网大厂做事务性工作,办公室非常卷,他干的活儿琐碎而庞杂,每晚要熬到一两点钟。

他开始认真寻思什么是好工作,得出的结论是 “能靠技术吃饭,老了也吃香,能按时上下班”,于是他决定到澳洲学一个新的专业 —— 牙医。

去悉尼之前,齐源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过留学生们分享的送外卖经历,他也有计划以此赚取生活费。

那时他打算,先在国内尝试着送一段时间外卖练手。不过,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在网上看了看,感觉在国内完全没法儿做,路上出事故的很多都是骑手,大家是拿命在送,疯狂地闯红灯。”

根据齐源的观察,悉尼的外卖骑手中,除了一部分为了赚点生活费或寻求体验的留学生,更多的是 “上了年纪,缺乏文凭或技术,想在这边赚几年钱” 的海外劳工。

齐源计算过,外卖骑手的时薪,算起来要高于当地很多蓝领职业,也超过不少白领工作,他在社交平台上留意到,一位娴熟的骑手,一天能赚到 700 多澳元(人民币 3300 元)。他也观察到,骑手颇有诱惑力的收入以及自由的工作性质,渐渐吸引了当地白人的加入。

郑方形最开始在新加坡送外卖,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解压。当时他在国内某头部大厂的海外分公司上班,办公室的文化沿袭了国内风格,这与当地的职场文化格格不入,也令郑方形苦不堪言,“一度非常抑郁”。

送出第一单外卖后他心情大好,“觉得好开心,没有人 push 你,没有那么多压力”,不久之后,他决定离开那家互联网公司,“辞职后整个人都开朗了不少”。

郑方形今年在新加坡遭遇过一次裁员,对他来说,这算不上太大的波折。大环境不乐观,当地不少互联网公司都在裁员,他用了一个月时间,就确定了新工作。

“新加坡比较缺 IT 人才,大家的职业安全感还是比较足的,这边也没有严重的年龄歧视,我们暂时还没遇到过 35 岁危机”。

就像文章开头讲的一样,我们原本只是想做骑手的职业观察。但我又觉得,这场关于职业境遇的观察,并不止于外卖员领域。

备注:文中邹平、齐原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黄小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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