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岁这年,我给妈妈买了套房子

image

买房的念头,19 岁时就有了。

那年父母离婚,我跟母亲,弟弟跟父亲。

平日里不觉得有什么,到了过年,才发现一家人散了,聚在一起吃顿饭成了奢望。

除夕晚上,家里格外冷清。父亲在外地打工,半年没有任何消息,也没有回家过年,逃过了周围人的责难。外面放着烟花,把客厅外的小院照得通亮。我们家紧闭大门,只开了一盏灯,奶奶在嘈杂的鞭炮声中自顾自地数落父亲。我注意着手机通讯,心里始终不踏实。

我给母亲发的消息,她一直没有回。

等到了八点多,她说,在外婆家,刚吃完年夜饭。

至少母亲有个落脚的地方,外婆家也是她的家。我松了口气,跟弟弟出去看了会儿烟花。

吃年夜饭的时候,我始终担心母亲今晚没有住处。在我们老家,离了婚的女人,除夕是不能在娘家过的。爷爷那天在贴春联前还等着母亲回来过年,既然父亲没回家,一家人还是一家人。他让我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先是说晚点再看,后来打过去就一直是忙音。

母亲之前就明确拒绝过爷爷奶奶让她回来过年的邀请。她叮嘱我要陪爷爷奶奶在家过年。

晚上九点多,我问母亲看没看春晚。

过了半小时,母亲回复:我在宾馆。

外婆家里吃年夜饭时吵了一架。舅舅并不在乎乡俗。外公吃着饭骂起来,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哪有除夕在娘家过的道理。对于母亲离婚,外公觉得是一件丢脸的事。

早几年,父亲还是长途司机,四处借钱买车,母亲回娘家借了一笔钱。后来父亲跑长途路上出了车祸,车毁了,满是窟窿,二十万的债务成了一个更大的窟窿。离婚时,两人分摊的不是财产,而是一笔债务。欠舅舅的钱,自然落在母亲的头上。外公不止一次以此教训母亲。

这场除夕夜的争吵,我事后一年才从母亲口中听到细节。外婆当时在哭,舅舅气得发抖,舅妈劝母亲先去洗漱,母亲在外公将碗摔到地上后,一声不吭地起身收拾东西走了。

“在哪家宾馆,我去找你。”

没有回复,打电话过去,忙音。我想过骑车去镇上,只是家里唯一一辆我会骑的摩托车早就报废了。那时网约车还没兴起,过年过节,也不方便找人送我去镇上。

其实如果想办法借一辆摩托车,也能去镇上。只是我真的去了,爷爷奶奶也会伤心。

过了零点,母亲才回消息:有点累,先睡了。祝我儿子新年快乐。

就是那时,我希望买一套房子,给母亲买一套房子。这个想法在那时显得不切实际。那年我还在读大学,虽然养活自己并不难,在大学对面学生街的一家黄焖鸡做兼职,时薪 5 块钱,每天中午工作两小时,晚上两小时,包两餐,但烦闷的事很多,包括第二年的大学学费。

“也祝妈妈新年快乐。” 我回复母亲。

外面又响起绵延不绝的烟花绽放的声音,镇上禁鞭,乡下没有什么影响,往年过年,父亲总会买两箱 “浏阳河” 烟花,一箱吃年夜饭前放,一箱过了零点放。那年家里没有买烟花,我按照惯例拿着长鞭走到家门口荒废的橘子林,点燃后噼里啪啦响了一分钟,开始出现耳鸣。

那天晚上,我在长达半小时的耳鸣中难以入睡,只怕母亲在宾馆也是一夜未眠。

第二年新学期开学不久,我辞掉在黄焖鸡的兼职,向院里递交了休学申请。我发现自己在校园的环境待不下去,除了自己极少感兴趣的两门专业课,其他课都翘掉了,窝在宿舍睡觉。

头发也是乱糟糟的,平时也不跟人交流,少数的与人打交道都在黄焖鸡店里,有两次上餐时因为走神,刚出炉的汤汁洒在手上,烫出一片猩红。如果洒在客人身上,后果不堪设想。

休学的决定,我没经父母同意。父母陆续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已经把所有东西收拾完,搬到了那时给我介绍工作的老师的出租屋里。

原本我计划去广州,找当时还在广州做小本生意的舅舅和表哥,找一份进厂的工作。恰好在我决定休学前一周,另一个系的老师来我们文学院选人跟他去一座茶庄做调研,安排学生写几篇文章,集结成册,给茶厂做宣传。老师听闻我休学,介绍了一份工作给我。活儿很轻松,一个月一千块钱,够我一个人生活。

在那间老师用来避暑写作的出租屋里,我待了三个月,跟身边人几乎断了联系,包括母亲。我像是一只甲虫,缩进了找别人借来的窝里。

作息乱了,因为没什么人讲话,同时也丧失了语言。每天睡到十一点,起床出门买菜,回来做饭,吃完将碗筷搁在那,晚上做饭的时候再洗。

那间屋子很大,两室两厅,挪动椅子或是洗漱的声音稍大一些,就会有回响。

到了晚上十二点,我洗头洗脸,出门走到最近的公交站台,到湖边吹吹风,然后原路返回。

有时我凌晨刷手机看到母亲发的朋友圈,她睡不着,就一个人喝啤酒。

我们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各自的内心,开始长出一些不轻易示人的角落。到了十月份,老师的家里要装修,他们一家人搬到了出租屋。老师跟我说,要到武汉做一个项目,让我先去武汉,“住处我已经帮你联系到了,是一个很大的房子。”

新的住处在湖北大学旁边,是老师以前同学的屋子,房子很新,刚装修,三室一厅,搬进去的第一天,我把各个角落都看了一遍,主卧是落地窗,看得见隔壁大学的篮球场。房子里除了一张沙发、一张桌子,没有其他家具。我每天睡在沙发上,有时夜里醒来不知身在何处。

在武汉待了一个多月,老师还没有来,要做的新项目也一直没有眉目。手头的活干完了,我在房子里无所事事,一千块的工资不够用,因为没通燃气,没有热水也不能做饭,我跑到附近商场里的一家铁板烧找了份兼职,领第一个月工资,请在武汉的高中同学吃了顿饭。

到了 11 月份,有些捱不住了,房子还是没通燃气,没有热水洗澡,在楼下小卖铺买热得快,烧坏了三四个,老板都记住我了。12 月,我先辞了铁板烧的工作,又跟老师表明心意,决定回家。休学半年,我存下来的钱不到 3000 块,在家待的那一个多月,觉得自己是个废人。

母亲那年过年还是在宾馆过的。

事实上后来的几年,母亲过年一直是在宾馆度过。

我重新回了学校,跑到学生街去看,那家黄焖鸡还在,老板看到我笑得很开心,我又在黄焖鸡做起了兼职。到了大三,是爷爷奶奶给我出的学费。我心里过意不去,也只能接受。

那时的我格外偏执,决议不再花家里一分钱。除了那笔学费,我后来真的没再花家里的钱。

到了大四,我到北京实习,母亲也回到县城找工作,在县城租了房子。

那间房子的墙皮开始脱落,不到四十平的空间,客厅放了一张衣柜,双人沙发,电视柜,梳妆台,放下我的行李箱后,没有太多落脚的地方。餐厅的小方桌上放了一束花。

那年春节父亲回来了。我没回爷爷奶奶家,除夕晚上,我和弟弟还有母亲在出租屋度过的。

母亲做了很多菜,我们还喝了半瓶红酒。

我听母亲感慨,等以后咱们有钱了,就搬到更大的房子里去住。

从前,母亲对房子的期望,是在乡下建一栋又高、瓷砖又漂亮的房子。

或者说,母亲想拥有一栋她和父亲两人自己修建起来的房子。

父亲做长途货车司机前,是一名砌匠,跟着工友四处接活。母亲就跟着父亲一起干活,男人按大工算,女人按小工算。父亲砌砖砌得很漂亮,整齐划一,一面墙砌下来基本不剩边角料。母亲就帮父亲和水泥,水泥本来就沉,她很瘦小,挑着水泥桶走路总会颠出来一些。

一天下来,父亲的两只手会使不上力,母亲的肩膀也褪了好几层皮。家里虽然很穷,但在我的记忆里,那几年我过得很开心。父亲从工地回来后有时会带我去池塘里洗澡,母亲偶尔也会从镇上带些零食给我。家里吃饭时也更热闹,从前是三个人,一下变成了六个人。

到了夏天,我们一家人去田里插秧,都会引起旁人的羡慕。但湖北的夏天多雨,家里的房子是父母结婚时建的,碰上下暴雨就开始漏水,房间里摆满了盆和桶来接水。父母和弟弟住一楼,我住二楼,有时雨会整整下一个星期,墙壁被浸湿后散发出霉味,还会长出青苔。

那年我 11 岁,刚上五年级。父母从外地回来,开始在老家镇上接活,一是我到了该被管教的年纪;二是弟弟再过两年也要上学;三是他们想找找其他营生,两个孩子要养,都需要钱。父母对我的希望,就是好好念书,考上大学,将来不用风吹日晒,他们也从来不让我干苦力。

碰上放假,我也会跟着父母去工地,但都是在阴凉处呆着。

我目睹过他们在一片平坦的地基上建起十米高的楼房,红砖整齐排列在一起,非常好看。

父母年轻时在北京待过一年,属于第一代农民工。千禧年前后,北京刚刚从三环扩到四环。同乡的人挤在一间胡同里。

有一回父亲问我,在北京住的地方有没有暖气。说他们当时在胡同里,冬天冻得跟筛子似的,没有热水,整个冬天都不洗澡。有个工友爱干净,也不怕冷,冬天洗冷水澡。沙尘暴多,天天在工地吃灰,洗了第二天身上一搓也还是一层泥。

“当农民是最苦的,再就是当农民工。” 父亲教导我要好好念书时说过这样的话。

年岁渐长,我才明白为什么父母当时从外地回来,脸上总会出现木讷的神情,那是一种不甘心。城市生活对他们造成的冲击太大。即使父亲修建的房子再漂亮,他们也没有办法过上城里的生活。巨大的落差感,让父亲明白,干砌匠,做一辈子农民工是一件痛苦的事。

没过两年,父亲把做砌匠的工具全都收了起来,跟人学开车。但父亲爱赌的习惯始终戒不掉,跟人出车拖货的钱,没在口袋捂热,就送上了麻将桌,且越赌越大。

赌徒的心理,一开始无非是想以小搏大,最后全盘皆输。

打牌在我们湖北各大麻将馆风靡,也在我们家风靡,奶奶爱打牌,父亲爱打牌,母亲也爱打牌。我甚至动过打电话举报的心思,把一家人全都抓起来,让他们三个去派出所打。

哪怕是家里的收入比以前渐长,堵不住赌博的窟窿,所以也堵不住漏雨的房子。

因为住在一栋破房子里,我从未邀请同学去我家玩。贫穷让我感到自卑。我去过很多同学家里,他们的家有液晶电视,有大冰箱,有空调,有可以淋浴的卫生间,墙壁是雪白的仿瓷,还有会客的大沙发。我不知该如何跟同学解释,我们家十多年上厕所都要走到离家十米远的旱厕。直到我上高中,家里才装了空调,在父母的房间,夏天六个人就睡在一间屋子里。

我读高二那年,父亲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家里的经济陷入绝境。但父母还想再搏一次,打牌的习惯扔掉了,在离家一公里的村中心租下一间铺子,开了家商店。

开业那几天,父亲的情绪很亢奋,有一天早上他起床后非常开心,他说他昨晚做梦梦到不知道怎么起火了,火烧得特别大。“老话说,做梦梦到起火,是要发大财了!” 他说完大笑。

现在看来,父亲的那个梦太像一个隐喻。商店开了不到两年,夫妻离心。

那一把火,彻底烧毁了我们家的生活。我毫无办法,什么都做不了。

2018 年,我大学毕业,留在了北京。母亲那两年身体不好,一直生病,欠舅舅家的债也是她的心病,断断续续还了三万,还剩三万。不过我们都有一种日子快要熬出头的感觉。正式工作第一年,我拿到了一笔年终奖,替母亲还了两万块。她在外公面前总算扬眉吐气。

她跟我说,她不打算再婚。失败的婚姻,承受的代价太大。她总是说,她跟我爸亏欠于我跟弟弟。有时她晚上睡不着,想到这些年发生的事,想起我一个人在北京,就会流泪。

我以前责怪过父亲,觉得他没担当,也责怪过母亲,觉得她懦弱。等到自己尝过生活的苦涩,体会到父母长辈吃过更深的苦。

有一年夏天,我从公司坐公交去国贸,经过一片拆迁后正在修建的高楼,北京室外温度近四十度,公交车上的空调吹得呼呼响。

在一片玻璃高楼的拥簇下,那座还在修缮的大楼绑满了钢筋,十多个工人戴着安全帽站在钢筋板上,远远地看,他们非常渺小,太阳打在玻璃房子的光点闪烁,他们每个人头上的帽子也一样在闪烁。

恍然想起,父母当时来北京,差不多就是我当时的年纪。这里也是我爸妈吃过苦的地方。

父母生活过的地方已不可考,二十多年,北京从三环扩到了六环以外。回答父亲当时的问题,我在北京的住处,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24 小时有热水。我在北京没被冻过。

父亲自离婚以后,跟家里几乎断了联系。跑到广东继续做砌匠,手机号不停更换,故意不让家里人联系上他。听那边回来的工友说,父亲还是打牌,一个工地活做完了,就去下一个工地,自己做饭吃,每次搬家的东西七零八乱,养了一条狗,孤僻,变得更不爱说话。

我那几年跟父亲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我们一家人各自的生活似乎背道而驰。

2020 年的春节,武汉疫情暴发,我在北京,母亲跟弟弟在县城的出租屋。父亲那年碰巧回家过年,在家里滞留了近三个月。

黄冈毗邻武汉,母亲租住的房子离收治新冠患者的县医院不到两公里。县城草木皆兵,在我的一再催促下,她带着弟弟坐法院朋友的车回到外婆家。镇上封小区后,每家每户只能等着发物资,那时母亲和弟弟已经喝了一个星期的白粥。

到了乡下,自家有菜园,总算能吃到蔬菜。回外婆家不到三天,母亲跟外公差点打起来。起因是外公想出门去跟人打牌,母亲拦着不让他去。

外公气得一天不吃饭,吃晚饭时,因为一些事情又吵了起来,外公骂母亲,“这又不是你的家,还轮不到你说了算,你从哪来滚到哪去。” 母亲不甘示弱,“那这房子也是江(舅舅的名字)建的,让我滚,你说的不算。”

外公气得把碗摔了,拿起凳子要砸向母亲。一向好脾气的舅舅啪地拍一下筷子,“你还敢打人,吃饱了撑的。” 那张凳子还是砸向了母亲,最后被舅妈给挡了下来。

母亲气得吃不下饭,哭了一晚上,收拾东西要走,疫情封控,她这回哪都去不了。

之后的几天,外公骂母亲不成器,嫁给了一无是处的父亲。母亲一开始回敬他,“那还不是你当初看中的人。” 我劝母亲服软,忍忍就过去了,但亲人之间的伤害往往伤人最深。

4 月,疫情形势渐缓,县城解封当天,母亲清早收拾完带着弟弟回到了县城。

“还是回到自己的住处舒服,不用看人脸色。” 母亲说。

5 月,我从北京赶回老家,我跟她说:“你去看房,看中了我们就买。”

母亲不敢相信,问我哪里有钱买房。

我跟她说:“你去看嘛,看好了我们再说。”

母亲将信将疑。在我们县城,最便宜的房子也要 4000 一平,按揭最低的首付也要十多万。我在家待了不到一个星期,又赶回了北京。母亲之后的一个月看了县城各个楼盘的房子,价格到 6000 的她不考虑,周边环境太吵的她也不考虑,一眼看中了新城区的一个楼盘。

她问我要不要再考虑考虑,我说,不用,你喜欢我们就买。

直到母亲到售楼部跟人签合同时,她还不敢相信,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她说她前一天晚上激动得睡不着,认为我是在哄她。我给她转了 15 万,入帐信息到账她数了好几遍。

拿到购房合同,白纸黑字签字画押后,母亲才踏实。买房的事很快就传开了,大家都以为我在北京发了财,个中情况可能连母亲都不清楚。不过是我从实习到工作三年攒的所有积蓄,十五万出头。父亲听到我在县城买了房子,也很高兴,专门打了一通电话祝贺我。

我们买的那个楼盘是期房,2020 年 7 月签的合同,约定 2021 年 10 月交房。

剩下的日子,就是等待。

买了房后,母亲就爱往新城区跑。她去学了驾照,开着舅舅留给她的三手桑塔纳,没事就开过去兜风,看看新楼盘建设的进度。新楼盘附近的湿地公园建好以后,碰上天气好,她隔几天就去那边散步。母亲对我们买的房子很满意。县城新建的高铁站也在那附近。

“等高铁通车,你可以从北京直接坐高铁回来。” 母亲满心期待着。

到了 2021 年 10 月底,房子交房逾期。母亲去售楼部问,对方回复说年底交房。

我有过担心,果然年底还是交房逾期,有小道消息说那家楼盘资金链出了问题。更糟糕的是,母亲的甲状腺结节有恶化的倾向,她觉得说话使不上劲,脖子肿得很明显。

我忧心忡忡,母亲除了有甲状腺结节,之前也检查出乳腺结节。我读大二那年,有一次在课堂上,母亲突然给我打电话,她平常有事都是先给我发微信,突然打电话很少见。

她的声音有些激动,说她前两天老是觉得胸闷,在物流部上班差点晕倒,这会儿正在医院,医生说有可能是乳腺癌,在等检查结果。我才意识到母亲是因为恐惧而紧张。

她说她打电话给我,是怕万一。我整个人如被当头一击,说不出话。

“妈就跟你说一声,你去上课吧。” 再说下去,母亲就要哭出来。

一个小时后,母亲又打电话过来笑着说:“儿子,你差点就没妈了,良性。”

那一个小时,对母亲来说是一种多大的煎熬,我难以想象。母亲挂断电话后,我就在想,如果是癌症,我该怎么办,要去哪里筹钱,那笔钱的数目有多大,我靠什么去挣钱。

2022 年 1 月中旬,母亲愈发觉得说话困难,甚至呼吸都不顺畅。我把她的化验报告发给在北京的医生朋友看,他说建议手术。我找了在老家县医院的同学帮忙,让她找靠谱的医生。北京开始出现确诊病例,我询问老家的防疫政策,从北京回去要集中隔离 14 天。

原本这年春节,我打算让母亲来北京跟我一块过年。等过完年,我回家陪着她去武汉做手术,方便照顾她。现在母亲来不了北京,我回去也不一定能陪她。好在弟弟从上海回了家,腊月十八,母亲住进医院,手术安排在两天后,二姨妈和三姨妈在医院轮流照顾母亲。

手术的过程,我是在家族微信群里看到的。术后的母亲躺在床上,麻醉药效还没退,她还处于昏迷状态,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消瘦,我的妈妈怎么会那么憔悴呢,我感到很心痛。

术后母亲感觉到的是痛。

这种痛,我是感受不到的。

生我时候的痛。

生弟弟时候的痛。

北京的疫情得到了控制,老家的防疫政策变宽,腊月二十七,我买了机票飞武汉,表哥来机场接我,下了高速直奔县医院,到医院已经晚上十点多,推开病房的门,二姨妈正在给母亲递水,母亲见有人进来,抬头看,发现站在门口的人是我,有些错愕,怔了一下。

“回来了。”

“嗯。”

二姨妈说,儿子回来了,你就踏实了。

住院一周,临近过年。出院的那天是二十七,房子没有交房,母亲说想再去问问,给售楼部打电话,对方说已经放假了,初七才上班。这年除夕的年夜饭,是我做的。弟弟吃完饭说要跟朋友去护城河那里看烟花,也是在我们新房子附近。我跟母亲在家看春晚。

“等明年过年,我们就能搬到新房子里过了。”

这年春节,我在家待了两周,下了两场大雪,母亲的身体也在渐渐康复。

2022 年 5 月,房子交房了,母亲去拿钥匙,开始装修。这时母亲依然担心没有装修的钱,我给她转账了 10 万,让她别担心,她忙碌起来,买瓷砖,请工人,盯水电。

她发给我录的装修视频,房间里的瓷砖都已经铺好了,三室一厅,每个角落她都发给我看一遍,她还不自觉地哼起了歌。她说这里可以放冰箱,这里可以放沙发,走到阳台的地方,她说这里到时就放一张藤椅,再摆个茶桌,阳台的窗帘要白色纱帘,那里再养点花。

她说房子到了 8 月份就能装修完成,过年等你回来搬家。

这是我这些年,最开心的一件事。

来源:全民故事计划 微信号:quanmingushi

赞(3)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FLSFLS » 25 岁这年,我给妈妈买了套房子

永久地址:FLSFLS.NET外卖红包